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总结

歷史
作者:浦毅
2014-09-05
 

  一切涉及到社会生活的信誉──个人信誉、商业信誉、金融信誉、政治信誉等等,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灵魂命脉。正是普遍的不透明、欠公正、权力垄断,引发公民大量的猜忌和冷漠,不断制造和加剧着殃及整个社会的信誉危机,将古朴的民间美德中原始具有的那点公德心和责任感,压抑摧残得日渐稀缺。专制主义已经成了民间道德、人伦思想以及整个人类文明最可恶的败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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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产主义理论的空想性

    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无疑都是些严肃的学者,卓越的社会科学家。他们的理论对当代世界产生的影响,巨大而无法回避,深远而意义非凡。历史地看,无论如何,你都没法确认社会主义仅仅是一股风潮,它毕竟有过长长一大段曾经辉煌的历史。那么广大的地域,数十亿达到狂热,声称不惜牺牲生命,只为一个理想──不惜以武力在全世界推行共产主义来拯救人类──而奋斗的众广人口,那种令宗教也愧叹不如的力能聚集,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引起那么多的争议,遗留下许许多远未完结的话题。还有,为这场实验而投入的人口和几代人为此而付出的痛苦代价,不能不说在人类史上也是空前的。

  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或许满足了万千悲愤激进,必欲以一已壮志彻底改变国家命运的优秀青年的豪情壮怀。然而可悲的是,激进的革命者们在冒着生命危险千辛万苦夺取政权之后,不要多少年,几乎都被现实拆磨得斗志消弥,力尽精疲,最后一个个不负责任地缄口悄声。要么被政治迫害搞得家破人亡,魂灵不见,要么没没惰落在荣华富贵的仙境美域之中,自得其乐地安度晚西。事实表明,他们所崇尚的理论,声称要追求的理想,实际上都是些脱离实际的目标和图腾,谈不上现实性,也无法取代那些脚踏实地已见绩效的社会制度。仿佛是一场乌托邦实验的扩大化,到头来为回避责任,后续者们正努力修改着原本天书铁典般的理论依据,要么偃旗无声地规避和推卸,草草收场后悄声跟在别人后面模仿学步(偶尔强词夺理地说几句诸如“还要开创新的金光大道”之类的话。)他们的实践似乎证明,以恐怖和暴力起家的革命者,本来就不适宜和平主政和操手经济,更不适宜于搞民主建设之类。因为搞经济工作、民主建设,绝对需要耐心和肚涵,需要一种彼此信任、坦诚布公、讲求基本道德的环境和气氛,而不是沾满血腥味的胜利者们习以为常的猜忌、阴谋、残害和先下手为强的独断专横。

    人无完人,逻辑缜密理论科学的东西未必就是圣经,任何理论在经受实践检验之前就夸称完美,未免不吉显兆。马克思恩格斯这一对社会学家,其理论业已被实践证明不但有许多错误,而且空想的成份过大。他们总结和开创出的共产主义学说,之所以从科学变成了类似于狂热宗教的东西,在于它的脱离现实,经不起时间验证,容易为专制主义和独裁者利用的特性。马列主义这一看起来似乎很完备的理论体系,完全忽视了作为成败关建的东西──人的本性──无论先锋队伍,执政党,包括理论家,导师,统帅本人都完全没法摆脱的,森林动物遗传基因带来的,人们基于七情六欲的本质特性。辩证唯物主义中适用于生命、人类,因而也适用于一切人类组织的新陈代谢法则,唯独没有重点规定运用在最应具备的,执政的共产党人,以及他们所创建和运行的社会制度身上;没有就这个制度一开始应怎样建立起有效的制约机制(不仅仅是在法律上规定要实行选举,因为这毫无意义),以免共产主义为野心及利欲之心利用,走不了多远又滑入历史的陈轨旧迹而相应立论;没有就如何保证对必然的腐朽进行有效遏制,在唯一可靠的所有制问题上有所创树和作为。

  长久以来,共产党人占据支配地位的国家内,总是视选举制度为敝屣,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骗人玩艺。他们忘记,或故意无视选举和罢免制度是革命导师提倡并毫不含糊要求执政党人照着做的。马克思主义不但指明了民主选举的必要,而且还规定了许多预防官僚主义的方法,原则。问题在于,为什么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开始时有所遵循,后来却都弃之莫名了呢?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性,这种理论缺乏可靠基础,在实践中经不起考验,无法在实际当中有效运作的弊端所在。近现代历史上,岂止是共产党,应该说所有的革命者都最深恶痛绝和反对一党专政,他们无不切身知道这一点的重要性和危害性。但是当造反成功,革命者们上台成为新的统治者后,纷纷又绝无例外地被淹没在丰功伟绩的颂歌中,没必要向你解释什么理由,就认为唯有权力的高度集中,才可能为政府的营运创造效率,只有家族统治、一党专权,避免出现在权力上的纷争,社会才会稳固,国家才能安定团结。为什么造反时口口声声反对独裁专制的革命者们,掌权后一听说反专制独裁就神经过敏,听到有人提出搞多党制就反感,甚至嗅闻到当年鼓动造反时大唱特唱的悲壮旋律和进行曲,也觉刺耳难耐──简直与当年被推翻的独裁者的表现如出一辙。可见换一个位置,人的世界观就截然不同。也足见人之本性就是本性,并非什么本质好坏,孰优孰劣,也不管你受过什么样教育,具有什么样的理论武装。

就理想化而言,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共产党的大政方针及政策若是果真得到所有党员,更别说全体公民的贯彻执行的话,国富民强或许不成问题,未尝不是一件大好之事。但问题没那么简单,因为在远离战乱并经历一段和平时期后,即使仅仅是共产党内的一部分人,持续地将份内事业做得符合人民的利益,都是不可能的。所有掌权者们,只会按着人性的基本规律和态势去表现和发展,绝对不会按照理想家的意愿去做。这就是历史的真实性和实在性。作为共产党灵魂工程师的马列主义者们似乎没有意识到的是,建立民主制度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意志,一套理论规则,满腔由信仰支撑着的激情,它更需要的是相应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需要物质上的支持和保证。否则,作为人民间接参预国家管理的选举制度,即使运作起来,也不会产生应有效果,起到相应作用。理论导师及其同行的共产党人没有意识到的还有,人们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普遍觉悟和高昂的政治激情,不能作为经济建设的长久支柱;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重大缺陷,并不足以作为它行将灭亡的依据;还有在相应实践之前,就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定义为一种崭新制度,未免草率。最后,社会主义者们所严重忽略的是:没有能力以工业革命先行而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和人民,同样意味着没有能力参政议政,进入民主社会时代。

二,生产资料少数人占有的现实性

  社会主义制度的病根,无疑问地,就是出在生产资料所有权上。当然,这个制度下的独裁者、官僚们,决不会承认所管辖下的大量的生产资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法律明示和标定的公有性质。他们会依旧振振有词,自我授权和标榜,说是受人民委托,在“兢兢业业”管理着完全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国家资产。果真如此?我们不妨来剖析一番。

    社会权力,主要源自于对生产资料,进而是对人身自由直接或间接的占有和支配。现代社会,基于管理需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管理权,越来越多地被分离开来。就某一物产而言,如果所有权者明确存在,并且果真在行使他的有效权力,那我们可以说该物产真正是属于资产所有者;即使是委托他人管理,也决不会出现产权不明时必然发生的混乱现象,因为所有权者定会积极地对自己的资产负责,并有所行动,用不着他人操心。但若是资产的所有者在现实当中不具体,象公有制当中并无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实践那样,这时候,资产所有者就是虚无和抽象的,可以说存在,也可说不存在。既然所有权者是抽象的,可随意解释的,那么管理者对其所应负的责任,就也是可以随意解释,任意作为──真正在作主的是他,反正不会受到那个本不存在的虚拟主权人的责究。这样的话,该物产就会在形式上不属于任何人,就会出现大家都不珍惜、不爱护,随意支使,有条件便要侵吞和私占的公产大同局面。但是,由权力未经民授的集团,亦即自然产生却不受民间约束的官员来强制性管理上述公共财产时,情况又明显异样,并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根据人性定律,在这样缺少制约力的社会环境中,对任何物质资产而言,一定时期的管理权、支配权,会很容易地转化为事实上的个人占有,集团所有。或者说,任何个人或集团,只要具有排除他人使用或支配某一生产资料的权力,并且,这种权力具有近乎终身制的垄断性质,那么,他和他们就在事实上占有了这些生产资料,成为其真正的主人。并且毫无疑问,他们会在以后的日子里,很自然地通过使自己的子女优先接受好的教育,进入权势阶层,当然地对所支配生产资料具有继承权的行为,加强公有资产由官僚个人或集团占有这一事实的成立。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由于民间制衡力量基本上不存在,而且掌握权力的官僚们在职务任免问题上事实上的终身制,每一个身在其位的人──无论是高官还是较有实力的管理人员,都会很快有意无意地把所管辖和分配的资产和权益视为己有,不容剥夺(最多只是占有权上的岗位交换)。最后,那些一个个原本创建来维护次序,为民服务的公共机构,终究会蜕变成官僚特权们谋私渔利的场所和根据地。这样的结果在官僚们看来似乎很自然,也理当如此。他们根本忘记掉,手握的资产原是全民所有,是集体公有(至少法律上是这么定的),当初只是委托他们来管理,来操心运作。

  ──历史上许许多多的私人占有,专制贵族的独霸所拥,就是由这样连续的,较长时期对公有资财的垄断性管理而形成的。

  世间最具欺骗性的所有制形式,莫过于公民没有选举权,亦即没有任何间接参预国家管理权的所谓“公有制”。具有典型意义的,就是以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大一统下,根据全民公有的法律定义,首先,统治者、官僚主义者们的权力是非民授的,即不是经由人民自由投票直接或间接选举,因而没有代表性,是不合法的。各级官员们的行为缺乏法定所有权者的有效监督,没有时效上的监督制约,国家和企业的管理从事实上说来,完全处于统治者,处于党系血缘的高官特权集团的控制和掌握之中。这些人亲亲相授,官官相庇,嫡亲传赠,夫贵妻荣,子孙荫福,把个权力运用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即使是在半计划带一点儿市场经济的模式下,主要的国家资财和企业经营,也是由大大小小的,相互照应和积极维护共同利益的贵族集团在管理,在那些有一定背景的承包者的掌控之中。总之无论如何,就是不属于法律指定的人民,就是不属于所谓国家。享受着高水准物质待遇的全民资产的掌管者们,在早期还表面过些清教徒式的生活,背着人民再心安理得地豪华享受;后期则干脆不要什么遮掩,公开成为其所倡导的“让一些人先富起来”的新政策的受益者。与他们曾经深恶痛绝过的封建社会所完全一致的是,他们照样地很快形成一个自觉的、特殊的、封闭形的,并且基本上是自身繁衍的统治阶级集团。为了把持和维护好他们的特权,将既得利益终身享受后再遗传给其后代,专制统治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顺我者自然有昌,逆我者当心消亡。尽管为了马克思主义那一大套漂亮理论的面子,他们不得不经常做些掩饰工作,使新时代的专制主义看上去不那么凶残无道,且似乎还稍稍懂得些法律、法治,文明和道义。

  至此我们不难看到,历史本身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社会主义实践最致命的修正主义者。从来就只写在宪法上的“全民所有“,如不通过人民对权力,尤其是对最高权力的管束和制约,即通过全民选举和自由舆论来实现,那它实际上徒有虚名。个人或者是一个集团若是当然地,直至终身地拥有支配整个国家财产的权力,那么讨论该物产在法律上属于谁,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作为统治者阶级,这些处于最上层不受监督地支配着全部所谓“国有化资财”的官僚们,实际上才是整个国民财富的集体占有者。现实当中“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与其说保证了国家和公民共同致富的可能,莫若说既保证了官僚们谋私或展示身手时不必承担风险,又使得人民到头来落个产财两空无话可说。可怜的人民,他们此情谁诉,连个该为必然到来的灾难和不幸承担责任的人都找寻不到!是的,如果仍有人借口说官僚们对本该属于公有的物产尚无全部的处置转卖权,因而该财产起码还属于半个公有的话,那么,该物产即便丧失或损坏也自有国家或人民来买单这一点,已绰绰有余抵销了不足之处。这一点可是私有财产制社会中资本家们做梦也享受不到的,“天助神佑”般上帝帮买的保险。那些连一丁点儿间接管理权都没有的人民,所谓法定的“主人”,他们在国有资产所有权方面到底扮演什么样角色,无论官僚大员们如何大言不惭地权威论证,恐怕连最普通的平民百姓,心里也明明白白,一清二楚。

三,社会主义已经失去生命力

劳而即有所受益,多劳就可多得;无望或出路不大时换个地方寻找新的机遇;有获取日益丰富的物质利益的可能性;获得至少是群体间、地区性声名、荣誉的希望;有出人头地的现实性、可能性……这些都是开启人类智慧锦囊,调动人的积极性仅有的泉源动力。社会主义公有制下人们被窒息、破灭和失去的恰恰就是这些人类奋斗进取的源泉动力。从古而来,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都是相互关联、互为因果条件的。人们以履行义务为代价,才能够享受相应权利;同样,你只要享受了权利,就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个人权益得不到尊重的人民,是不会主动发挥潜能,并真心实意地去增进什么集团和民族利益,也不会去热爱所谓国家的。简洁直观地说就是:既然权力是少数人垄断,并私授自传,那么他们所制定的法律或规则,尤其是经由随意解释和执行后,就基本上只对他们有利,广大民众不仅是没有义务,而且根本就是没有维护和遵循的兴趣。他们如果不亵渎和破坏,就已经算不错了。

  国家由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的组织,难于避免地沦落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机器;公共权力转化成为统治者阶级控制人身自由、奴役人民的工具。在所谓的公有制下,一般民众的劳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在为国家增加财富,但这个“国家”的巨大财富的最大受益者,决不是劳动者,而是统治者,是统治者阶级。经济地位虚弱的人民,被迫在不等价交换的基础上劳动,很难实现自己起码的人生价值。他们既然没有能力阻止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也就没有能力阻止专制,没有能力阻止国家上层建筑的腐化和惰落,最后,也就没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其道德准则渐渐演变出“人人只为自己”和怨官仇贵的“剥夺富有者有理”,几乎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生活在最底层的民众,所得永远只够维持低水准生活。终身无权选择,只是从事单调乏味工作的劳动者们,客观上铸成和维持着这样一个事实:即,整个国家千千万万的公民,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一个人,至多是那么一小部分人的最高人生价值,被迫废弃了宝贵的青春,牺牲了自己的最大利益,徒耗掉原本可以实现大得多的人生价值的生命。这真算得上是人类史上最为壮观和大型化的奴役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然归属,就是少数人通过权力垄断和运用社会资源为自身谋取特权和利益,貌似强大而又永远富裕不起来的国家中,绝大多数人毕生扮演着廉价劳动力角色的大型奴役制。这一点完全可以由其统治下的绝大多数公民的一生总结来证明。

  人就是人,平时越是受压制和被逼迫,扭曲了心态的人们,旦遇时机,就越易走向反面,做出各种越轨、荒谬、残忍直至匪夷所思的极端行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屡屡发生的,其实完全是利用人民的愚味来争权夺利的政治运动,已经充分展示过这一点。统治者个人意气之下,一个古怪的邪念,也可能驱使着成千上万人打着不同的旗帜和喊着同一口号去相互厮杀──国家本来应该是用来实现最佳社会合力的工具,共产党人却公开声称它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实行专政的工具。政治迫害和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对所有“逆我者”实行的“专政”,常常使国家变得暗无天日。在那些所谓“和平革命”的日子里,无所选择的人民,要么外斗内耗,自相残杀;要么零星反抗,让他们中的优秀分子,一个个打入地狱、送上绞架;要么听天由命,慢慢顺沿着惰落无为之路,一直走向历史上一再轮回的,终于导致非得要暴力革命才能解决问题的“忍无可忍”。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历史,有极大相似性。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不稳固、不可靠的缘由,它的危险性所在。

  共产党人已经丧失了从根本上解决重大问题,以及改造传统环境的能力,他们所有迫不得已在管理上作出的改进,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是“维持住现状”,已谈不上多少发展和进取。专制主义向来具有受个人因素,情绪、心理素质、能力等影响的随意性和危险性,所以社会主义制度下所谓“党和国家的法律政策”,常常就是掌权者个人,最多是几个人本能意志的集中体现。流行性的独断专行,明显表现在经济上的盲目,意识形态方面的一厢情愿和强加于人,还有对外关系的意气用事上──所谓外交,主要是面子外交、意气外交,而为民间物质利益进行的经贸努力则是次要、甚至无足轻重。垄断宣传在独裁者个人虚荣心左右下,时常通过不适当的剌激和对比,制造与其它社会的情绪对立,以此来获得人民对国家安全伞的依赖和对充任英雄的独裁者的需要。普遍的“老人统治,老人管理”,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切贫困国家的惯例,这种特点反映在一个个国家的精神面貌上,就是尾大难掉和臃肿落后的经济,老态龙钟古旧传统占据主导的文化意识型态。占据统治地位的老人们,比之一生当中的任何时候更依恋生命和既得利益,更看重面子和虚荣,他们注重的是拼命维护自己的特权,做一些徒有虚名的“老大业绩”。普遍的老人掌权、老人当家,也从侧面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新陈代谢能力,国家活力的程度,反映了一定地域内民众的精神面貌。

  真正的科学,属于三无世界:无禁区,无偶像,无终点(此点就是马列理论也颇为推崇),否则,就是伪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不但偶像丛生,充满禁区,并且它在前进的道路上已经迷失了方向,因此十分欠缺科学性。它的一些原先受人称道的理论原则,例如基于无神论的辨证唯物主义(简单些说就是“鼓励怀疑”、“造反有理”),还有从黑格尔处继承而来的“辩证法”,已经滥用得不成体统,被别有用心的诡辩者们糟蹋得面目全非──鼓动暴力,专门教育穷人造反如何有理的理论,却凭借着专制力量,逐渐将人民慢慢改造得对“造反”谈虎色变,说起“民主人权”简直就是噤若寒蝉,请免开尊口。社会主义的目的之一是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然而现实中只是变了一种形式,由资本家对工人变成了由官僚主义特权阶层对劳动者,由未经授权的国家对农民,对弱势群体。即,剩余价值的榨取者由地主资本家变成了执政党为首的国家官僚集团。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如果说能为它总结出一个最大特点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就是“浪费”。一种对人力、资源、财产、生命的浪费,而且是巨大的浪费。对生命的浪费,你看看国有企业中,从机关到基层后勤大量闲置的富余人员,每天工作时间内百无聊赖的苦度光阴。对人才的浪费,就是专制主义使有爱心的人总被控制和靠边站,无爱心的人却被分工去管慈善;有理想和能力整顿好社会次序的人当不了警官;有创意思想的人很难当上设计师;有道德魅力的人占据不了管理岗位,当不了经理、厂长;有能力管理好城市的人当不了市长;有志并有才华治理好国家的人永远当不上国家首脑。对财富的浪费,你去查阅下官僚主义大量意气投资或失误性指导所造成的损失,腐败奢糜公款挥霍的花销,那些关于金钱的动辄千万亿的天文数字,去听一听官僚们每年将多少税款重复注入到低效率和垂死的国营企业之中,查一查那些为一腔虚荣心,为应付形式主义而特立和虚设的各式本来根本无用的权门机构,尤其是体现党统治的、大量设置于从机关企业到最基层的党机构──与政治、也就是与统治者权力、脸面相关的事便不计成本和代价。还有那些遍地开花的大而全、小而全,那些必然的腐败带给整个社会居高不下的运营成本。说到闲置方面的浪费,据有关专家统计,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库存积压,投资失误及特权奢侈的浪费,都远比同等幅员市场国家的全体资本家的投资失误加上挥霍浪费还要大,而且要大许多倍。作为普通民众身边日常所见,消积怠工带来产品质量意识的淡薄,劣质产品的泛滥,也在大量吞嗜和浪费着资源、人力,以及那点本来就缓慢的原始积累。人与人之间信誉及自觉性的低下,为经济发展的灵活性设置着重重阻障;社会生活中,人们互不信任,经济交往则手续繁辱,徒耗大量时间,精力,白白浪费着有限的金钱。不能忽视的还有:官僚主义为代表的权力腐败造成的主要危害,除了简单的挥霍挪用贪污浪费,强权经营,不顾后果地对资源进行利已化配置外,还在于它从根本上瓦解了社会公认的基本价值标准和道德准则,摧毁了社会公平和公正的概念,打击了社会管理赖以顺畅运作的普通民众的社会责任心,不断地激励和制造出大量违规违章及犯罪动机,其对整个社会生产率的抑制和打击是慢性病式无可救药的。

    据此我们不难看到,使生产资料处于个人和集团垄断状态的公有制,在现阶段道德水平这个基础上,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说来,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倒退。所谓的公有财产,就象是一块巨大、诱人而香喷的、保护得不甚严密的公用大蛋糕,每个人都在千方百计瞅机会寻借口,为的是能够尽可能地靠近它,瞅机会狠狠咬上一口。普遍的公有制垄断,不仅扼杀民主,被野心家们轻而假手利用,而且,它本身就作为罪孽的温床,不断在大量选拔和培植奸诈,养育和授权专制,是一种排斥能人,造就懒散,富裕奸宦,肥饱权势的制度。号称“铁饭碗”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千千万万的人思想上残疾,心理上畸形,智慧上枯竭,技能上停滞。它每天都在消蚀和淹灭数不尽的人才,在少数人得志的基础上,耽搁和泯灭掉无数平民百姓的生命前程。

  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国家里,个人利用权力将公有资财较为隐蔽地占为己有,再或转化为公开的私有,原本是件很容易的事。对此,憨昧的民众甚至不会产生异议。但是在人类权利意识越来越有所觉醒的时代里,一个社会如果政治上仍然缺乏透明度,缺少作为公正和公平前提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那么,人们就会对掌权及管理公财者个人的品德和行为不断发生猜忌和误解。这种猜忌和误解随着时间的累集,终究会引发出新的阶级对抗。所以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一个国家群体中,即使官僚统治者们皆无私心,抽自人民的税款钱粮也并无浪费侵吞,全部合情合理地用在为国家,为人民谋利的事业上,就算君眼如神,选择的接班人同样出色,经济搞得还可以,也会由于人民的不积极参政,由于统治权的不属民授性,政事运行操作的不透明,经济调度的不公开……一句话,由于统治者与人民间情感交流上的阻塞和障碍,必然会引起各种难于避免的,人性使然的猜忌、疑心和误解,而使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受到日益严重的削弱和损坏。这时候已有越来越多的民众,他们凭猜测加上直觉便相信:税款钱粮的征集是天收皇帝用,是强逼夺占,是合理的比例为少,不合理的比例占多──基本上是一些本来与他们不相干的人,在白白地让他们供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过是官府们掩盖真相、诓骗百姓的借口罢了。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一定程度上觉醒啦。

四,社会主义是封建制度的尾声

    劳动生产率愈不发达,劳动产品的数量,社会财富的增长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很大程度上受血缘及个人情感关系的支配;在多半形同虚设的法律制度下生活的人们,其人身自由、权利、以及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个人智能的发展,也就愈受到限制。从本质上看,生产率低下,充分具有上述前提要件的社会主义,当然谈不上什么“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如果说它与封建社会终究有些区别,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的话,那是确切而没有疑问的。但这种进步性并不算突出,还没有达到质变的程度。说得明白些,社会主义是没有能力完整进行工业革命的封建国家,受现代世界进步的冲击和影响,身不由己的另类选择,它实质上是封建制度被迫走向市场经济的一种过渡形式。不过这一切应该归功于现代通讯、现代交通,归功于世界民主潮流的巨大影响,以及它们所带来的国际监督、世界舆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归功于人民群众对现代生活的向往、渴望和努力追寻。但是,如果根据现阶段历史,更贴切些为它下结论的话,我们可以确切地说:与其称社会主义是一件新生事物,莫若说它是漫长封建社会的尾声,是封建制度灭亡之前的最后一个变种。其依据如下:

   (一)崇尚暴力和贯于以武力解决重大问题的思想,从封建帝王时代继承而来。鼓吹暴力,培植仇恨,不断地提示和挑唆人民:世界上总有那么一到两个国家和民族,必须用仇恨来与之势不两立,以节衣缩食和严阵以待来时刻准备着。共产党人以暴力推翻现存一切方能够达到目的口号,令所有国家对它的存在不寒而栗。暴力革命起家,对自己生命和手中权力万分神经质的统治者们,常把带批评性的言论上升到政治的高度,然后滥加刑罚:十恶之罪,“反党、反革命”为首,而且常常是杀头之罪。新闻封锁、言论治罪、文字狱、社团恐惧症,惯于以武力对待和平请愿的人民。这些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特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充分具有的特征。

  (二)权力神化和权力崇拜是从封建社会遗传下来的镇国法宝,统治者阶级认为离开这一法宝,维持社会运行的基本权威就可能丧失。为了达到强树惟一权威的目的,不借灭宗教,反鬼神,毁灭可能引起崇敬的文物古遗迹,清除掉所有传统权威。最高领导人的神化,最高权力的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容议论、制约和怀疑,这些都是一切专制主义的特征,也是定义封建主义性质最重要的依据。作为唯物主义,无神论风行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如封建主义样,把整个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个必然被宠坏的君王之手,宁愿长时期国贫民困,也决不许可讨论君主的能力和去留问题。其极为盛行的对权力的垄断,个人崇拜,最高领导人过世后的尸体永久性保存等活动,都无不仍在显示着封建主义特质强大的生命力。

  (三)无论好斗性挑起的局部战争,神经质的政治清洗和人身迫害,还是重大自然灾难的善后处理中,无处不显现出它的封建特质之一,就是“草菅人命。”只要颐指气使令统治者的目的达到,只要能够满足虚荣,解决问题,只要能掩盖住权威者个人的过失,使最高统治者看上去豪气无敌,则死多少人都无所谓,也是应该和值得的(政治斗争中,已经发表的资料显示,建国初期的二十年间,最大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政治迫害致死的在五百多万人,中国也至少在千万以上,其它共产党国家也有几百万──这些已取最低值的数字是否精确虽有待商榷,但共产党人对此一直采取回避态度而不敢面对本身,足以证明其后果的可怕和无法承担性。歌功颂德遮住了数不尽的眼泪和屈辱,盛世神话掩盖了千千万冤魂和累累白骨。在那些表面上看来健康蓬勃、崇高向上的时代里,仅仅“冤狱屈魂”这一项,也超过许多中等规模战争的罪恶,足以定义社会主义制度的封建特质。

  (四)权力接替与封建主义大致相同,基本上是嫡传沿袭,指定接班人,再加终身制──比之当然的世袭制已算做有所进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之罪,则株连后代累及亲朋──进步仅在于,株连九族已减少为一两族。从经济基础上保证极权主义得以壮大并发展的制度,为了达到为所欲为的目的,对作为人民命根子的生产资料及人身自由的控制,在整个人类史上都是规模空前的。千千万万的人民,他们被迫按照严格的户籍制、档案制,世世代代呆在一个地方,生息繁衍,基本谈不上什么人身价值的实现。统治者总是以所谓政治需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优先为由,强制而无情地牺牲掉绝大多数民众最切身的利益。

   (五)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就是一如封建社会时期,社会主义没有能力从根本上解放社会生产力,继而普遍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它依然如正统的封建社会样,有个快速发展的前期,一小段繁荣,然后又走向消沉、面临危机,完成新一轮从贫民造反当上统治者,再堕落到腐败贪官的循环。仅仅用国民收入这样的笼统数字来衡量,它也许有所改善和进步,但与封建社会一般无二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活动的结果,受益的还是极少数人,贫困的依然是绝大多数──与古老的帝王统治相比,充其量只是这个“极少数”的比例略为大了点,那个“绝大多数”稍微小了些。

  (六)宏观地看,社会主义理论可能有许多变种,道路有无数条,但方向却只有一个,走来走去,眼看几乎无例外地,并且是大势所趋地要走向市场经济(无论顽固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们称之为什么样“模式”),走向它们原先所深恶痛绝的“资本主义”。事实将证明,他们这样做决不是什么“个人理论指引”的结果,也没有什么外部而来的强制力量,而是真正身不由己的、历史的必然──此足以证明社会主义是封建制度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个阶段的例证,充分说明在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力量所汇集而成的市场大潮之下,谁能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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