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互为因果

今年是胡耀邦逝世30周年,也是“六四惨案”30周年。从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到发生“六四惨案”的五十天里,在北京以至全国,掀起了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民主运动。这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是1986年被压制的学生运动的复苏与扩展。1986年的学生民主运动,导致胡耀邦被迫辞职;1989年的民主运动烈火,则因胡耀邦的逝世而点燃。这两度的因果关系,显露出胡耀邦同民主运动的密切联系。但情况远不止此。这两次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大都是八十年代相对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培育出来的一代青年精英,而胡耀邦正是那个相对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的开辟者。他在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时,精心组织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引导全党全民突破对毛泽东的崇拜与迷信,走出毛泽东思想的牢笼,实现思想大解放。接着,他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任上,以大无畏的气魄,果敢决定平反历史上的一切冤假错案,把历次政治运动的上亿罹难者及其家属,从低人一等的贱民处境解放出来,使他们有可能恢复正常的平等的社会生活。正是胡耀邦在七十年代末期所推动的思想大解放和社会大解放,营造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使知识分子重新获得社会的尊重,一代青年得以打开眼界,吸取自由民主的理念。他们清醒地反思近现代的历史,重新探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途径,成为引领社会进步的民主群体。这个先进的社会力量的培育与形成,主要归功于胡耀邦。

1986年和1989年的民主运动,就是这个民主力量的大检阅,是他们对专制统治的挑战。这两次民主运动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留下光辉的记录,重温它们的历程是很有教益的。

(二)1986年的学生运动

1986年发轫于上海、合肥、北京等地高等学校的学生运动,曾被官方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高潮”。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提出的反封建反专制、争自由争民主口号,反映了学生运动的民主主义性质。

这一波民主运动的触媒是胡耀邦所遴选的新任中宣部长朱厚泽的“三宽政策”。朱厚泽1986年7月在全国文化厅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这三个“一点”——宽容一点,宽厚一点,宽松一点,被人们称为“三宽政策”,在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三宽政策”的影响,首先反映在报刊舆论上,《新华文摘》1986年第11期上有一篇文章指出:“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在思想政治方面的影响,是当前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文艺报》8月23日的一篇文章认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遇到这么多曲折和困难,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这一历史阶段。”“要参照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自己国家的政治体制。”有些文章直截了当地提出民主的口号,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就是民主和科学。”(《红旗》杂志第14期)“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民主。过去我们不仅是人治,而且实质上是党治。”(《深圳青年报》9月3日) “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标志人类文明的伟大进步的东西,写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旗帜上。”(《工人日报》10月3日)有的文章对党的领导提出挑战:“不能因为是执政党,国家的一切活动都要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深圳青年报》9月30日)“改变党和社会团体之间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使各种社会团体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以便对执政党进行有效的监督。(《世界经济导报》9月1日)”连《人民日报》也在11月7日的评论里尖锐批评四项基本原则,“不要再把‘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当作棍子去打人。”

这些饱含民主要求的呼唤,表现出先进知识分子的脉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方励之和王若望。方励之在11月15日到19日 的短短五天里,在上海交通大学等几个学校里,作了六次报告,鼓吹民主科学,提倡三权分立,批判舆论一律,推崇多党制。王若望在他的多次讲话里,也主张“实行多党政治”,批判现行政治体制是“把空想社会主义的幻想当作正确目标”,是“抹上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油彩的封建主义。”他公开表示:“我要为自由化辩护”,甚至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

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的的民主呼求,构成了推进学生民主运动的一大动力。许多大学的学生张贴大字报,举行座谈会,表达他们的民主要求。12月1日,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贴出大字报,号召同学们“为真正的民主而斗争”。5日、9日,合肥几所大学学生连续上街游行。接着,武汉、上海、杭州、南京、成都、西安、天津、长沙、北京等大城市的高校学生,先后也都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学生们的标语、口号、传单和大字报,鲜明地表现出学生运动的民主主义性质。如:“一党专制是阻碍民主发展的主要障碍”(中国科技大学)“目前专制统治像严冬一样笼罩着沉寂的神州大地。” (武汉大学)“官僚集权的政治制度是封建专制的变种,是对人们的变相奴役。”(武汉华中师大)“中国意识形态是在马克思主义掩盖下的封建思想。”(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在奉行的是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杂交的思想体系。”(中国科技大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本身就违背了马列主义精神,也有违共产党的宗旨,与宪法的精神也是不符合的,因此没有必要强迫坚持。” (浙江大学)“将四项基本原则写进宪法是错误的。”(湘潭大学)“四个坚持首先是中国意识形态的牢笼。”(南京大学)“中国没有民主,言论受到压制,经济暴敛专制,精神文明是几条无病呻吟的信条。”(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的改革是弥补历史上没有走过资本主义路程,是补资本主义的课。”(四川大学)

这些在今天读来依旧振聋发聩的民主呼声,引起了统治当局的不安。他们采取高压手段,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名,压制了运动的发展。胡耀邦认为“应当坚持开导、说服、教育的办法”,强调“冷处理”,却被加上“自由化保护伞”的罪名,黯然辞职下台。方励之、王若望则被开除党籍。

(三)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胡耀邦

胡耀邦是共产党员,是共产主义者,但究其生平事迹,他实际上是一位民主主义者,是共产党内的民主派,还有人称之为“共产党的良心”。从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社会基本矛盾——民主与专制的矛盾这个角度来考察,胡耀邦在一些重要的历史时刻,在领导工作的实践中,都站在民主的一边,反对专制。他在五十年代初期主政川北,担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兼川北行政公署主任时,上任伊始就宣誓厉行廉洁朴素,强调正确处理劳资关系,保障工商界的人权,主张允许富农经济发展,严格按照《共同纲领》的民主主义政策办事。

当然,由于他所处的政治环境,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他不能不屈从于毛泽东、邓小平的意旨,但他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捍卫民主主义,抵制专制主义,减轻专制主义造成的危害。从以下几个事例可以看出他的胸怀。

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胡耀邦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他在7月16日率领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9月回国时,一到乌鲁木齐就给团中央打电话,得知团中央系统划出许多右派分子,《中国青年报》有100名工作人员,已有17人被划定为右派分子,还有几个尚待划定。他大为吃惊,连忙指示立即刹车。回到北京后,他发现大势已去,只能保下尚未被划者,已经划定者,他也无能为力了。为此,他一直心中不安,多次检讨对青年关心不够,帮助不够。

1962年7月,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随着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批判“单干风”、“翻案风”,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单干反翻案的狂飙,许多地区的干部和农民遭到批判斗争。面对这个形势,胡耀邦在提出“坚决扭单干,认真办集体”的同时,强调“方法要讲究,步子要稳妥,不能强迫命令”。他的灵活变通,保护了许多干部和农民。湘潭地区约有30%的生产队仍然坚持包产到户,还有一些“明集体,暗单干”的生产队。

1964年11月,胡耀邦受命担任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他到陕西后,发现大量干部和群众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遭到批判斗争,加上“肃清彭高习反党集团流毒”(彭高习指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许多无辜的干部和群众被抓捕、受惩办。长安、西安、西乡三县逮捕六千余人,拘留五千多人,4500余人被开除党籍或开除公职,660人被双开,364人自杀身亡。长安县的正副区委书记和区长,有45%受到处分;大队党支部书记有75%被撤换;西安市打出9500多“投机倒把分子”;陕南县连上山砍柴、到市集卖鸡蛋、进城当保姆的收入,也被说成是“剥削收入”,要退赔。胡耀邦初来乍到,不便过多干预,但提出三个“暂停”——暂停捕人,暂停双开,暂停夺权,刹住了阶级斗争的狂潮。为了使干部和群众的注意力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他提倡活跃贸易市场,组织短途运输,发展地方工业,扭转了人们热衷于批判斗争的形势。1965年2月12日,胡耀邦起草一份《电话通讯》,提出八个方面的方针政策,包括解放干部的四条意见,经省委书记处同意后发往全省各地。不料此事却被西北局第一书记上纲为“翻案风”,3月10日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连续多日对胡耀邦进行批判。17日引起胡耀邦的大脑蜘蛛网膜炎和肺气肿,住院两个月,出院后还要继续批判。适逢叶剑英等到西安视察,以治病为名把胡耀邦带回北京。虽然他人回北京,对他的批判却没有中断,一些曾经支持胡耀邦的干部继续受到批斗折磨,甚至升级为“胡赵李反党集团”(赵李指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守一、李启明)。这是一场民主与专制的较量,虽然以胡耀邦的失败而告终,但是百日奋斗、百日挨整的史实,展现出胡耀邦在专制体制内部坚持正义的民主主义品格。

文革后期,邓小平被重新启用,在1975年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接着又被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任命为副总理,在周恩来患病期间,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大权在手,就着手整顿被文革破坏的社会秩序。1975年7月,胡耀邦受命到中国科学院主持整顿工作。他组织李昌等起草《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提出“科技也是生产力”,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划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实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等等。这份汇报提纲和邓小平组织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几个意见》,构成为邓小平推行全面整顿的行动纲领,成为挑战文化大革命的宣言。结果却遭到了专制极权势力的反扑,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场以整顿为形式的民主改革,刚开始实施就被扼杀了。

以上几则事例表明,身处专制统治体制内部的胡耀邦,在民主和专制的矛盾尖锐冲突的时刻,总是站在民主主义一边,抵制专制主义。虽然矛盾斗争往往以胡耀邦的失败而告终,但他在良知和理性的驱策下,仍然无畏无悔地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反对专制统治的恶行劣迹。文革结束后,胡耀邦发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推动平反冤假错案,为改革开放奠定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使中国社会进入一个相对自由民主的新时代。这两大解放是民主主义战胜专制主义的辉煌战绩,在中国近现代的民主运动史上留下光辉记录。作为两大解放的推动者,两大战役的指挥者,胡耀邦立下了卓越的历史功勋。在担任最高领导工作的十年里,他提倡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主张让市场调节企业经营;鼓吹全面改革,认为“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提出“一定要造成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风气”;设法使对《苦恋》的批判降温;遏止文革重现的“反精神污染”;强调对学生运动要“冷处理”;等等。这些事实充分表明,胡耀邦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

(四)1989年的民主运动

1986年的民主运动高潮,导致胡耀邦黯然辞职,在人们的心头留下无比愤怒。民主运动虽然失败,但反专制、争民主的烈焰并未熄灭,思想界和青年学生依然十分活跃,经常举行探讨国家民主前景、改革政治体制的讨论会、座谈会。进入1989年后,方励之在1月6日发布致邓小平的公开信,要求“在全国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诗人北岛和冰心、张岱年、吴祖光、萧乾等33位知名人士联名响应。2月21日,在首钢举行由胡绩伟主持的民主问题讨论会,会后,许良英、王淦昌、于浩成、李洪林、张显扬等42位科教界人士联名发表致中共中央公开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切实保证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释放思想犯、增加教育经费和科研经费等4点要求。3月14日,戴晴征集43位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公开信,再次提出释放魏京生等要求。知识界的这些动态,对各大学的跃跃欲试的学生,无疑有着积极的影响。4月15日早晨胡耀邦不幸去世,为民主运动的飚起,提供了最好的突破口。

胡耀邦去世的当天下午,北京的一些高等学校就出现悼念胡耀邦的大字报、小字报、悼诗、挽联。第二天,几个大城市的高校校园,都贴出了许多写有悼词、悼诗、悼念文章的大字报、小字报。在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人们自发送来的花圈、花束、遗像、挽联、悼诗。17日,北京和有些大城市的学生上街游行,口号从悼念胡耀邦扩展到政治体制改革和公民自由权利。18日,北大学生发表宣言,要求正确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彻底否定反自由化运动,为受冤知识分子平反,官员公布财产收入,实现新闻出版自由,允许民间办报,不得以言定罪,增加教育经费,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等。有些学校的学生为了撇开无所作为的官办学生会,还成立了自发的学生组织。风起云涌的学生民主运动,获得了全社会的同情,知识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公开发声,对学生运动表示赞赏与支持。连邓小平也称赞学生守纪律、有秩序、很理性。(注)

4月22日举行胡耀邦追悼会后,赵紫阳去朝鲜访问,运动渐趋平缓。但李鹏伙同北京市委的李锡铭、陈希同等谎报军情,把学生运动中出现的少数人的不当口号,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邓小平,并且夸大为学生运动的主要倾向,甚至危言耸听地说学生有可能暴动。以此激怒邓小平,挑起邓小平捍卫既得利益和坚持专制统治的本能。4月25日,邓小平在同李鹏、杨尚昆等谈话时断定学生运动是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李鹏如获至宝,立即部署广泛传达,而且组织撰写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在2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学生运动的形势顿时逆转。

4月26日以前的学生运动,重心是悼念胡耀邦,颂扬他的功勋,为他伸鸣冤,同时也提出改革政治体制、严惩贪污腐败、实现公民权利等口号。“426社论”发表后,学生运动转处被动,重心改为要求取消社论,正确评价学生们的行动了。北京各校学生26日当晚就成立“北京市高等学校自治联合会”,27日举行抗议大游行,呼吁当局同学生对话,取消“426社论”。上百万市民夹道欢迎,有的还和学生同呼口号,不断鼓掌表示支持。

此后几天里,全国各地学生纷纷游行示威,除要求取消“426社论”外,更多的呼声集中在改革政治体制和严惩贪污腐败两大诉求上。学生运动掀起新的高潮,获得社会的普遍支持。赵紫阳从朝鲜回来后,提出同“426社论”相反的方针:“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通过协商对话解决问题。”紧张的局势有所缓解。

但当局迟迟不与学生对话,未能更正“426社论”的错误定性,打击了学生的耐性。高自联决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绝食,表示愤怒与抗议。5月13日,由部分学生组成的绝食团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宣誓,静坐绝食。这个措施,一方面使学生运动趋于极端,有理而未能有节,开辟了占领天安门广场的运动新形式,以至埋下隐忧;另一方面,也进一步获得了社会广泛的关切与支持,许多工人、市民和机关干部也走上街头,集队游行,要求当局和学生对话,提出改革政治体制、严惩贪污腐败等口号。一些工厂工人成立“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前往天安门广场支持学生;知识界、文化界、新闻界纷纷发表声明。学生运动扩展为全民的民主运动。

随着坚持绝食的学生陆续昏倒,社会的同情和悲愤与日俱增。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多次到广场劝说学生结束绝食,均无功而返。北京街头,天天都有游行队伍行进,17、18两日,游行者都达一百多万人。

18日下午,李鹏和学生代表对话,语多悖谬,不欢而散。

19日凌晨,赵紫阳到广场探望学生,无奈地表示:“我们都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要保重。”

19日晚,李鹏主持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宣称要“迅速扭转局面”。

20日北京宣布戒严,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市民、干部上街,呼喊“打倒李鹏”!

几路国防大军向北京开来,在首都郊外被群众围堵。民主运动进入僵持局面,学生中的明智派举行各界联席会议,决定从5月30日暂停请愿示威活动,遭到激进派和外地来京学生的反对。在广场的大讨论中,主张拒不撤退者占了上风。上万学生仍然在广场坚守。

6月3日傍晚,围城部队在接到“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进入天安门的指令后开拔进城,遇阻开枪,许多拦截部队的群众中弹倒下。通向西长安街的木樨地、公主坟一带,死伤尤多。部队进入天安门后,经过侯德健的协调,学生们于4日清晨撤出广场,但离广场后依然受到真枪实弹的射击。这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终于以血流长街的悲歌宣告结束。

(五)简短的结语

30年前导致胡耀邦下台的学生运动,和由胡耀邦逝世引发的民主运动,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与复兴,提供了最佳的选择途径。不幸的是,它却遭到统治当局残酷镇压。这一页民族痛史,不论是对官方还是民间,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可供吸取。然而,尽管三十年来,反思“六四”、平反“六四”的呼声不绝于耳,无奈执政当局执意回避,禁止讨论,拒绝平反,遂使中国社会依旧深陷于专制主义的泥坑而不可自拔。但我深信,这一页历史必将重写,青年学生和广大民众争民主反专制的辉煌事迹,专制当局的血腥暴行,都将载入民族史册,成为教育后人的教材。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华大地上兴起的两次民主运动高潮,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所作的英勇无畏的搏斗和可歌可泣的牺牲。培育他们的那个相对自由民主的新时代,是在胡耀邦所主持的思想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基础上呈现出来的。六四的血腥大屠杀之后,八十年代培育的一代民主精英遭到残酷的镇压,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被一网打尽,中华大地上再也没有可以同专制统治当局抗衡的社会力量了。三十年的政治黑暗期,没有也不可能出现民主运动的高潮。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历史的长河有曲折,有旋涡,有逆流,但主流是绝对不会倒退的。胡耀邦推进两大解放的民主精神,八六、八九两大高潮的民主传统,像火炬一样,照亮黎明前的黑夜,鼓舞着一息尚存的民主力量。30年来,党内少数民主派继承胡耀邦的进步传统,坚持民主主义理念,坚持反独裁反专制,同党外具有共识的知识分子一起,维系着中华民族的一线生机。在纪念胡耀邦去世和“六四惨案”30周年之际,我们深信,“六四惨案”牺牲者的鲜血不会白流!

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必将变革,自由民主的光辉必将照耀中华大地。

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胡耀邦永垂不朽!

注:

4月20日下午,我和盛斌进城办事后,顺便前往人民大会堂会见肖榕(即邓榕),向她申述学生运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希望邓小平能够理解并给以支持。肖榕说:杜老师,你放心,我们密切注视学生游行的情况,每天都向老爷子汇报。他对这些学生十分赞赏,认为他们守纪律,有秩序,很理性。杜老师,你不要担心!我们听后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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