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告密之风,历朝不绝。因为告密可以博得掌权者的宠信,可以立功受赏,可以加官晋爵,并且可以整垮仇人。“文革”期间,此风也颇盛行,靠告密向上爬,或整垮对立面者,不乏其人。

在一些机关单位,有的人整天怀揣小本子,谁若讲了一句有毛病可挑的话,他一转脸,便掏出小本子,将其记下,某某于某日讲了什么话,有谁在场,记得一清二楚,然后向上级告密。有的告密者故意发两句关于上级或时事的牢骚,以“抛砖引玉”,等别人顺着他的话题,发表议论,告密者便则把他所说的话记下,向上司邀功请赏。时代不同,但告密者的手段却如出一辙。

当年,我家住在一个乡镇上。乡镇虽小,但是区委所在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区直、社直机关很多,运动伊始,因言论挨整的人不少,其中税务所的杨某,最为“著名”。

杨某曾作为志愿军入朝鲜参战,据说还立过功。因遇严寒,他一只脚上的指头被冻掉,走路有点跛,人们都喊他“杨瘸子”。他的脚是因抗美援朝而跛,喊他“瘸子”,就等于在宣传他的功勋,因此他也欣然接受这一绰号。他平时爱说俏皮话,广播里天天讲马克思,他便说:“马克思、牛克思,没有钱不来事。”单位天天学毛著,他又说:“学什么毛竹,还学松杈子呢,毛竹没松杈子值钱。”

他这些话,都是背后与人闲扯,玩幽默,不料竟被人告了密。先是税务所组织人写他的大字报,并开会批判,说他“反动透顶”,后来区里又开大会进行批斗,令他和“牛鬼蛇神”们一起游街。谁知不批则已,一批惊人,反动透顶的杨瘸子,原来就是小镇名人,现在又有了以前鲜为人知的“名言”,特别是“马克思、牛克思,没有钱不来事”一句,竟广为流传,被许多为吃饭发愁的人引用。当然,引用此语时,必须在前面加上“杨瘸子说”,否则也要挨批斗。

杨瘸子是老党员,老战士,立过功,又是残废军人,革命资格老,本钱大,被批斗了几场,未戴什么帽子,仍然当他的收税员。

乡村的告密者,多为农民,他们不会揣着小本子,也不会玩“抛砖引玉”的花招,只是雷厉风行,一发现谁有什么反动言行,立即向大队或公社汇报。这些告密者为了请功,常使一些无辜的人遭殃。

我的同学陈某,不善言谈,父亲当时又被打成“投机倒把分子”,内心很是自卑。但他是回乡知青,本人并无政治问题,故生产队的读报会、学毛选、批判会,他都要参加。

一天,生产队开会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场上,社员们边批判,边呼口号,其中“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喊得最多,且一喊就要重复两三遍。这句口号,喊上几遍,就成了“绕口令”,而人喊口号时,情绪激动,就容易出错。陈某一不注意把两个大人物喊错了位,把该打倒的,喊成要保卫的,要保卫的,喊成该打倒的。上百人一齐喊口号,其中一人喊错了,别人也不会听见,不料,坐在他旁边的小张,会后便向大队告密,说陈某胆大包天,居然在批判会上公开喊反动口号。小张是公社书记的儿子,在陈某所在的生产队就近插队落户。张书记头上没毛,社员背后都喊他“张秃子”。

小张这一举报不得了,陈某在公开场合喊反动口号,罪大恶极,大队又上报到公社,公社下令生产队对陈某进行批判。生产队没有专门的会议室,开会借用社员家的房子,那是三间空房,内无隔墙,运动积极分子这下抓住了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激情高涨,会场上,发言的人无不义愤填膺,说陈某丧心病狂,纷纷表示要“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打倒刘少奇和他的小爬虫”!批判会开始,被批判者照例要向毛主席请罪,积极分子们为了丰富斗人的乐趣,把四面墙都贴上领袖像,令陈某跪在地上,像推磨似地,转着圈向四面墙上的领袖像磕头。那场批判会,我也被喊去参加,看着同学下跪请罪的情形,我心中愀然,未等会开完,便悄悄溜走。

陈某被批斗了几次之后,公社革委会给他定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但帽子“举而不戴”,管制劳动,以观后效。当年将谁打成“某某分子”,称之为“戴上某某分子帽子”,改造好了,称之为“摘帽子”。所谓“举而不戴”,即那顶可怕的帽子,在空中悬着,尚未将其一棍子打死,若是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那顶帽子便要轰然落下,到那时,他就是正宗的“阶级敌人”。陈某经此一劫,精神面貌为之一变,比以前更加少言寡语。而那个告密的小张,却在生产队入了党,不久便招工进了城。

小镇上,当时因喊口号倒霉者,还有曾某的老婆。曾某是公社干事,他老婆是裁缝,一天,人们上街游行,欢呼最高指示发表,她也跟着游行,在反复喊“打倒谁,保卫谁”时,把人物喊错了位,她嗓子好,声音高,喊这句“反动口号时”,当时有不少人听见,都被吓坏了。事后曾某的老婆也挨了斗。但她的运气比我同学好得多,他丈夫是公社干部,暗中为她活动了一番,以后便不了了之。曾某的老婆是在大街高呼反动口号,被许多人听见,不属被人告密。我举此例,是说明因那句“绕口令”似的口号倒霉的,并非陈某一人。

告密者为了邀功请赏,有时甚至昧着良心,采取诬告手段,以达到目的。徐某便是因被人诬告而倒了霉。

徐某40多岁,体魄健壮,是个劳动能手,犁耙扬(场)撒(种),样样精通。一日,儿子杀鸡,用刀照其脖子像拉锯似地拉了两下,一松手,那公鸡在地上扇动翅膀,挣扎了几下,竟起身跑了,徐子好一番追赶,才将其捉回。徐某见状,斥责儿子:“你杀一只鸡都杀不死,你把它的头剁了!”不料,隔墙有耳,此话被与他有矛盾的人听见,立即向造反派告密,被说成是:“徐某想谋害毛主席,对儿子说,你杀毛主席要是杀不死,就把他的头剁了。”“革命派”如临大敌,当晚把徐某捆起来,押上会场,进行批斗。因会场就在街边,发言人几次引用告密者的话,喝问徐某为什么要谋害毛主席,为什么这么恶毒?引起许多人围观。当年,所谓反革命言论,批判时尚可引用,咒骂领袖的话,是禁止学说的。发言人这么说,让主持批斗会的人感到意外,但发言的人是革命群众,又不好出言制止,只好向他打手势、使眼色,但发言者都未能明白他的意思,那句极其反动的话,被大家一再大声重复,影响更大。会场不时响起口号声:“誓死保卫毛主席!”“打倒反革命杀手徐某某!”气氛空前热烈。

徐某当然是死不承认,因为一承认,他就完啦,即使不被枪毙,也要坐上多年大牢。何况是别人诬告,他根本没说这话。革命派批斗了几个晚上,找不到有力证据,加上徐某家祖辈贫农,后来才不了了之。但徐某却落下了一个绰号--“反革命杀手”。同辈的人开玩笑喊他,他咧嘴一笑,若是晚辈也开这个玩笑,他便要翻脸,骂道:“你个小狗日的,你再敢喊一声,我把你的嘴撕成裤腰!”

徐某不过是被批斗了几场,并未被戴上帽子,打成“某某分子”,同是被人诬告的钱某,就没那么幸运了。


钱某老实巴交,不苟言笑,平时只知闷着头干活,挣工分。一天,他正在自家菜园里挖地,忽然来了两个肩扛红棍子的群专队员,把他押到公社群专指挥部,关了起来,罪名是“污辱伟大领袖”。原来,有人告密,说他用领袖像当手纸,用过后还扔在粪坑里。

生产队没有公厕,社员们都在自留地里垒一个半截土墙,没有上盖的小厕所,一来解决方便问题,二来可以积肥。这种小厕所,通常是自家人用,路过的人若遇内急,也可入内方便。钱某的确发现自家厕所粪坑里有报纸,上面有领袖像,吓得他赶紧将报纸捞上来,埋在粪堆里。当时各级报纸都在右上角印领袖像和一段语录,并且一天不缺,而那时从生产队到公社,都要抓政治学习,农民也要隔三岔五地聚在一起,听人读报。过期的报纸,则被卖给商店或卖瓜子的,用来包东西,因此印有领袖像的报纸随处可见。公社和街边的公厕粪坑里,经常漂着印有领袖头像的报纸片,但因是公厕,是谁“污辱伟大领袖”,无处可查,也就无人过问。群专的头目接到报告,钱某自家的厕所里有此物,便认为那无疑是他扔的。

钱某受审时,开始不承认,说是别人陷害他。哪知群专头目竟让人出示证据,原来告密者已经带人将那张报纸片从粪堆里挖出,用一张干净纸包着,送交群专。钱某于是辩解说,他一家人几年都没买过手纸,大便时都是用草团、树叶解决。又说,报纸都被干部们收着,他上哪里弄到那东西,即使弄到,也啥不得当手纸,还留着包东西哩。他家茅坑里报纸,一定是别人进去拉屎时丢下的。但他的辩解,已经没用。群专头目说:“你还想狡赖!哪个能证明那报纸不是你扔在粪坑里的?就算不是你扔的,你把它埋在粪堆里,可是事实?”

证据确凿,钱某怎么为自己辩解都没用,后来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由生产队管制劳动,并经常被公社大队强迫干义务工。

我也曾吃过被人告密的苦头。

我插队务农后,赶上村村队队大跳忠字舞。生产队先是派人到公社学习,然后回来教社员跳。被派去学习的孙某是团员,又是队干部,上面一有何号召,表现非常积极。他学会了忠字舞,回来教大家时,有的妇女害羞,学跳舞扭扭怩怩,有的老人放不下脸面,不愿学舞。他便说,上面要求男女老少都要跳,说什么“大跳大忠,不跳不忠”,并且老是板着脸训人。不跳忠字舞,就是对毛主席不忠,这显然是一顶政治帽子,我受不了他那张狂劲,便私下对他说:“跳不跳忠字舞,与忠不忠没什么关系嘛。照你这么说,坏人只要跳忠字舞,就是忠;好人不跳忠字舞,就是不忠了?”

不料,他竟向公社打了小报告,公社干部说我对跳忠字舞向伟大领袖表忠心有抵触情绪,诋毁全民跳忠字舞的伟大意义,思想有严重问题,令生产队对我进行批判,并说,若我态度不好,就拉到公社或大队召开的批判会上批斗。我父亲得知此事,着了慌,去找大队书记董开华,请他从中说情。董开华到生产队找到队长,问他:“东子(他一直这么称呼我)到你们队来干什么的?”队长说:“来当社员的,他还能干什么?”董开华说:“他除了来当社员,还是来接受你们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明他们还不成熟,有什么差池,你们要教育嘛,没有必要大动干戈,开什么批判会,队里开会教育教育他,让他做个检讨算了。”队干部们一商量,又把批判会改成教育会,并对我说,你在会上做个检讨,就算了,我们就不追究了。

批判会是批“阶级敌人”的,改成“教育会”,则是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进行教育,名称一改,会议的性质大不相同,队干部的态度也温和多了。董开华怕我不愿做检讨,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东子,我看你的性格像你爸,说话直。你爸不就是吃了说话直的亏吗?你在会上认个错,不要硬顶,公社那边,我去说说,这事就过去了。东子,你下次说话可一定要注意呀!”

我也担心事情闹大,批判大会我见得多了,站在小学操场的台子上挨斗,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天晚上,我在队里召开的社员会上“低头认罪”,几个干部和党团员,相继发言,把我“教育”了一番,此事才算了结。

我“诋毁忠字舞”,被人告密,只是小事,毕竟未受什么处罚,我每次遇到招工、招生、参军的机会,便有人大写“人民来信”,使我一次次成为淘汰者,才是使我受害最深的告密。尽管那些“人民来信”是以揭发我父亲的政治问题为杀手锏,以毁灭我的前途,但其手段仍属告密之一种。由于我深受告密之害,参加工作后,我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无论何时,都不向领导打别人的小报告。这个原则,我一直坚持到离开工作单位。


而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将那个逝去的时代描绘成天堂,说那个时代“民风淳朴,社会和谐”,并且极力鼓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以蒙蔽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使得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无知地叫喊,希望再来一次“文革”运动,这的确是很可怕的事情。

梅桑榆,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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