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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熊 明镜专稿

今年5月4日,是1919年“五四运动”100周年。一个世纪前的5月4日,几千名北京的大学生在天安门前高呼“外抗强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废除21条”等口号,固然具鲜明的反帝爱国性质;而当时思想文化界对“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呼唤和“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则有强烈的反封建的追求思想解放特征。
1945年8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废除了帝国主义强加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收回台湾、澎湖和南海诸岛,收回所有租界,并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常任理事国,位列世界“四强”,基本上已对“五四运动”承传的“反帝”任务交出一张合格成绩单;然而百年过去,中国对“五四”先贤“民主与科学”的呼唤却始终“犹抱琵琶半遮面”,“五四”运动以“打倒孔家店”为象征的冲决罗网的思想解放依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本来,百年以来最有机会让“五四运动”呼唤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在中华大地安家落户的黄金机会是1978年:当时,胡耀邦等中共改革派领导人经历文革浩劫后大彻大悟,一方面发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痛批“两个凡是”,将毛泽东由“神”还原为“人”;另一方面大力平反300多万宗冤、假、错案,为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摘帽,恢复他们的公民权利,这一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人权解放加上“真理标准”讨论的思想解放,令中国人民在“五四运动”60周年的1979年一度听到了“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到来的“楼梯响”。遗憾的是,在“五四运动”70周年的1989年,“六四”一声枪响,一党专政的顽固体制再度碾粹了“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降临中国的期盼!
令人担忧的是,在“五四”先贤针对“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千年思想禁锢提出“打倒孔家店”百年之后,在中华大地却响起与之相反的“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个人崇拜口号。这不仅是对“五四精神”的逆反,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正如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所指出,即使是毛泽东,“他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很明显,“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前提就是假设党的最高领袖是“神”不是“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然而,毛泽东和反右、大饥荒、十年文革的历史实践,以及斯大林、金日成、波尔布特等共产党领袖的教训,无一不证明,革命领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毫无例外会受到时间、空间条件的制约和局限,没有哪一个人会时时、事事、处处“伟大、光荣、正确”。正如古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最高领导人难免会有对形势误判、决策失当之时,若然全党、全国、全军仍“定于一尊,一锤定音”,岂不是弄出全局性、颠覆性错误?所以“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提法既不民 主,也不科学,明显是对“五四精神”的逆历史潮流而动!
与此相连系的是,把“妄议中央”视为违反党纪,也值得商榷。因为“中央”由“人”而不是“神”组成,是“人”总有局限性,难免犯错误。有人出于公心,不计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犯颜直谏,有何不妥?1927年秋,正是全靠毛泽东“妄议中央”,反对“进攻中心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央大政方针”,坚持根据国情走“农村包围城市”的“井冈山道路”,才为中共打天下奠定胜利基础;1978年底,全靠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妄议中央”,果断中止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央大政方针”,将中共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才令中国由“十年浩劫”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腾飞为今日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的时候,对照先辈们“民主与科学”的呼唤,我们作为后人,有自豪,也有惭愧;有交代,也有遗憾!希望反思之后,“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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