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

近日,一個名為吳小平、自稱「資深金融人士」的人在中國社交媒體掀起一輪軒然大波。他發文稱:中國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經濟發展的任務,應逐漸離場。

很多人並不知道吳小平是誰,但這篇文章依然在社交媒體引發恐慌。就在此文發佈前不久,阿里巴巴主要創始人馬雲宣佈,將在一年後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並宣佈了接班人。有人解讀,這是中國商業環境惡化下馬雲的明智離場。

馬雲退場的同時,中國國有資本被曝開始大規模進入上市民營企業。惶恐情緒蔓延的中國私營企業,正面臨著未知的未來。

中國保監會今年2月指安邦集團"存在違反法律法規的經營行為",決定接管安邦,為期一年。
中國保監會今年2月指安邦集團"存在違反法律法規的經營行為",決定接管安邦,為期一年。

國企大規模進入私企

1978年,中國拉開改革開放大幕,並在1990年代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按官方的說法,中國目前是「公有制佔主體地位」,也就是說,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的必須是國有經濟。2017年的「中國企業500強」排行榜,有274家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上榜,這些企業的營業收入佔比達71.83%。

據中國財新傳媒的不完全統計,僅是上市公司層面,2018年以來就已經有近20家上市公司引入了國有資本。「在已經完成的9個案例中,國有資本共出資超過62億元,成為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財新的報道稱。

獨立學者吳強認為,中國民營企業做大後的命運並不是必然被國有資本接管,關鍵還是要看私有企業是否有政治代表,能否能執政黨聯盟。「在過去20年,共產黨執行的是希臘型政治制度,民企中出現了政協代表,由此他們感受到了一種政治庇護,但目前政協起不到任何作用,他們有限的政治地位無法保障他們目前的狀態,在經濟下行階段很可能成為被剝奪的犧牲品。」吳強告訴BBC中文。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包含了民營企業家,也就是所謂的『先進生產力』,但現在的意識形態完全拋棄了三個代表。」吳強說。

201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以後,中國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越來越明顯。2018年2月23日,中國保監會宣佈對安邦集團實施接管,在一段時期內直接全面管理民營企業性質的安邦。雖然安邦的背景及資產性質較為複雜,但這種處置方式以前極為罕見。

吳強稱,國有資本大量進入民營企業的現象肯定需要擔憂。「貸款難、員工社保問題、企業稅收問題,都迫使近年來民營企業不得不接受國有化,這種國有資本介入的形式比以前直接沒收私營經濟、公私合營更隱蔽。」

前中國國企高管、去年離職成為民營企業家的王彬(化名)也有同感。「十九大以後,政府在收權,並沒有放權。一方面,這是由中國執政黨的本質決定的,因為執政黨相信公有制;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開始膨脹了,也不太依賴於外資了。」

至於國企接盤民企,王彬認為,部分也是因為民企自身經營不善造成的。「海航是民營企業,過度膨脹的問題是自己造成的,導致經營面臨困難,最後要求國企參股。」

惶恐的私營經濟

馬雲

在吳小平文章引發熱議後,中共喉舌《人民日報》在9月13日晚罕見發文「安撫」中國民營企業家,稱「國家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是明確的、一貫的,而且是不斷深化的,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更不是過河拆橋式的策略性利用」。

「在當前的形勢下,企業家群體更應該不為流言所動,相信國家政策的穩定性,踏踏實實把民營經濟辦得更好。」《人民日報》文章稱。

在多位學者看來,官方的發聲並不能打消公眾的擔憂。「吳小平的言論不是孤立的,跟整個國家發展的趨勢是吻合的。現在人們已經不像前些年那樣了,最近五年的態勢大家都清楚,對他的論點產生擔憂是非常正常的。」中國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趙士林告訴BBC中文。

趙士林認為,喉舌媒體的回應只是官方在策略層面否定了吳小平,「吳小平只是在不合適的時候說了合適的話,這個話官方現在還不想直接說出來。不管吳小平是不是反諷,這篇文章引發這麼大的反響,體現了人們對開改革倒車、倒行逆施的普遍義憤和對局勢的擔憂。改革就是在某種意義上走向私有化,但吳小平的提法是反改革的,這和中國這幾年的發展態勢有內在聯繫。」

早在2010年,馬雲就表態稱「只要國家需要, 隨時凖備把支付寶獻給國家」。此後,或許是嗅覺比常人更靈敏,2016年,馬雲又公開表示,「我們過去的一百多年來一直覺得市場經濟非常之好,我個人看法未來三十年會發生很大的變化,計劃經濟將會越來越大」。

2017年,京東創始人劉強東也表示,「突然發現其實共產主義真的在我們這一代就可以實現」。

「目前國家大環境肯定是對民營企業不利,很多行業的凖入,只有國有企業可以。此外,國有企業貸款利率很低,但民企很難拿到貸款,即使拿到,利率也高。國進民退是事實,這一跡象從十八大以後就開始顯露了。」王彬說。

京都創辦人劉強東早前在美國因涉及性侵案被捕,其後獲釋。
京東創辦人劉強東早前在美國因涉及性侵案被捕,其後獲釋。

前景不明的未來

「上世紀80、90年代的改革主張小政府、大社會,但現在執政黨和政府對於整個經濟和社會的控制已經深入到了幾乎每一個領域和層次,這些都是在改革的名義下進行的,但其結果卻是與80、90年代的經濟改革目標,即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是相反的。黨和政府的控制深入到社會每一個細胞,我認為這是一種歷史性倒退。按照目前的狀況發展下去,我對前景很悲觀。中國民企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會繼續萎縮,會越來越艱難。」獨立學者、前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吳偉告訴BBC中文。

「可以說,從胡錦濤時代的後期,開始出現國進民退,這種現象在近幾年加劇。我也在思考,為什麼出了這麼多形似改革,但執行結果卻是相反的'改革'政策。一是傳統意識形態回歸的原因,二是由於政策原因民營企業發展舉步維艱,處於資源壟斷地位、被一再要求『做大做強』的國有企業便趁機擴張地盤,所以國進民退勢所必然。民企接受國企控股,從大環境看是被動選擇,但從企業家對發展前景悲觀,或者出於自保的目的退出,這個角度看,又是主動選擇。」吳偉說。

「民企沒有抵抗的資本和能力,經濟上行期間可能也不會束手就擒,他們唯一的資本可能就是媒體和民營資本家自我結盟,但這兩點都沒有現實可行性。我們有看到媒體發出聲音,但媒體的聲音也越來越弱。」吳強說。

對此,儘管仍持中國護照,但王彬也為未來做了兩手凖備,他已經在國外設立一個公司。「一方面,中國各個領域已經非常競爭激烈,市場機會在中國越來越少,另一方面,人民幣匯率面臨著很大壓力,政府干預導致人民幣跟市場價值嚴重不對等。」

「現在有很多人把錢挪到國外,我當然理解。我要是錢多早就挪出去了。」王彬說。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王彬為化名)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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