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面对着这样一个政治势力,它狂热地认定,同美国不会有什么长久的共存之道,我们社会的内部和谐应该也必须被打乱,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应该也必须被摧毁,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权威应该也必须被击碎,否则苏联的政权就不安全。”

1946年2月22日,乔治·凯南——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向美国国务院拍发了一封5000多词的长电报(8000多词的说法是讹传)。当时,距纳粹德国投降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猝死刚过去半年多,美国新总统杜鲁门、政策圈子以及美国公众正为“如何与苏联相处”这个问题倍感困惑。

一方面,如果能与联手击败希特勒的战时盟友共同重建并管理战后秩序,至少达成某种默契和平衡,似乎仍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苏联一系列的扩张动作和我行我素的言行却让美国觉得既委屈又窝火。

就在这个敏感时刻,凯南的长电报以上述斩钉截铁的措辞,捅破了美国对外政策辩论的窗户纸——从根本上说,苏联政权是美国的敌人,以谋求合作或共存为目标的对苏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

凯南长电报对美国的说服力不仅来自于结论,而且来自于逻辑和对策。

他的核心逻辑是,苏联政权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意、对外扩张和输出意识形态的动力不仅植根于马克思主义,而且植根于以专制方式统治着广大人民的政权的不安全感。他提出的对策是,以价值观和建设性的行动与苏联展开竞争,而无须诉诸武力。

长电报令凯南声名鹊起,并被拔擢为新任国务卿马歇尔将军的战略智囊。1947年,即将着手制定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的凯南,在《外交》杂志上以“X”的匿名发表了《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除了对苏联扩张的心理根源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还明确提出了一种比价值观竞争更强硬的政策:对苏联的扩张倾向实施“一种长期、耐心但又坚决、机警的遏制”。

从此,对苏“遏制”就成了美国冷战期间的战略主调,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被奉行了45个年头。虽然自1950年起,凯南就淡出了美国政府的核心政策圈子,“遏制”的具体实施方式也演变为更具军事色彩的防务同盟等等政策。但是后世普遍认为,自杜鲁门到里根,冷战期间7任美国总统的全球战略——除了卡特之外——多多少少是“遏制”的变种。

不仅如此。凯南在长电报和《根源》中都提到一种远景:在长期遏制下,苏联将内部压力转化为外部扩张的目标无法实现,其政权固有的弱点终将暴露。于是,苏联的突然解体,似乎印证了凯南的智慧——他预见到冷战的结束,和美国胜利的结局——虽然是40年后的结局。

我们不是美国人,没必要为凯南喝彩。但是,凯南的长电报和《根源》仍然值得我们回顾。因为,凯南及其“遏制”战略,仍然界定着后冷战时期美国战略思想的问题意识和概念框架。

在美国对外政策界看来,1991年以后,“谁会写出下一封长电报”、“谁会是下一个X”,也就是说,谁将概括出后冷战时期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提出对外战略的大框架,成了一场“有奖竞猜”。而如今,“如何应对中国崛起”这个题目,似乎逐渐盖过了其他课题,最有可能孕育出第二个凯南。

从战略路线上来看,遏制、接触和屏退构成了美国对付敌人或对手的主要选项。早在凯南的时代,美国就存在着主张以合作和包容促使苏联放弃与美为敌的接触派(鸽派),和主张以军事围堵和战略施压迫使苏联收缩的屏退派(鹰派)。而凯南所代表的遏制派,则是一种主张在苏联扩张之处投放“反制力量”,以防止苏联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越出其现有范围的中间道路。

在“亚太再平衡”战略里,在美国逐渐把中国视作不可转化的对手的政策喧嚣里,甚至在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的对华政策里,是否也闪现着凯南的思想幽灵呢?

马俊,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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