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年来,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兴起,民粹主义团体及其领袖在许多国家政坛获得重大进展,是广为报道而引人注目现象。重要的例子有:委内瑞拉的查韦斯1998年首次当选总统,以后独占政权一直到死,实行油田国有化等社会主义政策。波兰、匈牙利的右翼民粹政党均已执政多年,他们以民族主义为号召,宣称自己是欧盟内坚持传统道德的少数派,抗拒西欧的自由主义精英。西班牙的左翼政党“我们能够”党,2014年成立,不到一年就在大选中成为第三大党。它反对当局应对债务危机而实行的紧缩政策,主张对富人征收高税,保障平民福利。法国的极右翼的国民阵线主席玛琳·勒庞,在2017大选中闯过第一轮投票,到第二轮对垒才败于马克龙。她主张贸易保护主义,认为欧盟导致法国产业衰落、失业增高,法国必须退出欧盟。普遍认为,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和川普当选美国总统,标志着民粹主义浪潮开始影响全球事务。

要理解民粹主义运动,首先需要了解一个基本概念——“什么是民粹主义?”然而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民粹主义最鲜明的特色,是反精英、反建制。他们指控社会上层精英盘踞政界、商界、学界、媒界等各种体制,腐败肥私,民粹派则代表纯正的人民与之对抗。但是,纵观民粹主义运动,从现象看,五彩缤纷,从观念看,扑朔迷离。民粹主义的标签,可以加于草根或富裕的各个阶层,可以加于相异相反的政策主张,可以加于左翼或右翼的政党团体,可以加于“在野”或“掌权”不同状况。如何把握这个主义?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扬-威尔纳·穆勒(Jan-Werner Muller)2016年出版的著作《What Is Populism(什么是民粹主义)?》,针对民粹主义在政治学中一直既没有完整理论也没有明晰判别标准的状况,以一百多页的篇幅覆盖了关于民粹主义的重大议题:民粹主义者有哪些共同的表征?有什么样的核心主张?对自由民主社会产生了何等影响?对这些问题提供了细致的分析、坚实的论据和精准的答案。他还对如何应对民粹主义的挑战提出建议。

本文试图依据这本书的理路,结合近来事态,对民粹主义进行梳理。

哪些人是民粹主义者?

先来考察与民粹主义相联的多方面表征。
民粹主义的西文词源是拉丁文populus,意为人民,所以它也译为人民主义、平民主义、大众主义,等等。望文生义,人们对民粹主义的印象,就特别地联系到底层草根民众。这种理解,确有依据但不全面。

最早以“民粹”自居的人群和政党,19世纪晚期出现在俄国和美国。俄国的民粹派代表人物赫尔岑(1812-1870)出身贵族,成员多是知识分子。他们把俄罗斯传统村社制度和农民理想化,在1873-1874年间发动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运动,号召农民起来革命,反对沙皇制度。但多数农民并不追随他们。沙皇政府把“到民间去”运动镇压下去。美国的民粹派建立过“人民党”、“农工党”等政党,其成员多来自农业社区,其主张也代表他们的利益。1890年代,西部农民迫切需要低息贷款和便利运输,把产品运输到东部。他们感到被银行和铁路拥有者亏待。因此他们主张允许自由铸银币(对抗黑心银行家),以及铁路国有化。

由此看来,从一开始,民粹主义运动的成员,有主要是基层民众的情况(如美国),但并非全然如此(如俄国)。在现代许多国家,民粹派来自社会不同阶层而并非只是草根民众。例如,在法国和奥地利等国家,民粹派政党已经变为成员众多的大党,看起来就像“全民政党(catch-all parties)”,其选民来自各行各业和许多阶层。

民粹主义与特定倾向的政策之间,并没有固定的关系。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实行国有化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那正是欧美许多右翼民粹主义者所反对的。诸如“全球化”、“自由贸易”、“政府干预/管治”等不同倾向的政策,一般会有多重后果,有些更有利于精英,有些更使草民获利,因此,都可以得到不同的民粹主义者的赞同。换句话说,民粹主义者可以属于政治光谱中的“左翼”、“右翼”或者居于二者中间的其他派别。

民粹主义通常联系到一些负面感情:愤怒、沮丧、怨恨,失落,等等。但是对现状有这样的反感的人并非都是民粹主义者,而且感情反应有其现实根源。穆勒提到,许多民粹政党的支持者思考并研究了引发这些负面感情反应的原因,他们否认民粹主义仅仅是对现状的感情反应。

对民粹主义的日常理解还包括一层意思:民粹主义者是反精英、反体制的民众,因而按定义他们就是“在野派”。如果进入体制而掌权,民粹派岂非与其宗旨相悖,变成自己所反对之物了?这样的理解也不准确。民粹派可以掌权而且实际上追求掌权。上文已经提到许多民粹派竞选、执政的例子。重要的是,民粹派掌权以后,就以民粹主义的方式改造体制,以利推行民粹派的意愿。这一点,下文还要谈到。

基于史实,显然可见,民粹主义不与特定阶层相联,不与特定政策相联,不能单以感情反应作解释,也并非只是在野。那么,究竟如何判别一个人是否是民粹主义者?

概而言之,从表征看,各种民粹主义者具有两个共同点——反精英,反建制,否则不能算是民粹主义者。但这两项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在美国,竞选公职时,很多候选人都会声称自己是草根出身,建制圈外人士。反精英、反建制有助于他们争取选票,但他们并非都是民粹主义者。要全面理解民粹主义,还需要对民粹主义的内核作进一步辨析。
 

民粹主义的核心主张

穆勒以学者风度“建议”,对民粹主义作如下界说:民粹主义是对政治的一种特定的道德化的想象,对政治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其要旨,是把政治世界看作是两种势力的斗争,一方面是道德纯洁而完全联合起来的人民,另一方面是腐败或者在其他意义上道德低下的精英。

穆勒细致分析了这样的民粹主义。首先,穆勒认为,那种“道德纯洁而且完全一致的人民”的观念,最终来说,是一种虚构。其次,这个虚构的观念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民粹主义者在反精英、反建制时,还进一步始终反对多元主义。民粹主义者主张,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代表人民。在尚未掌权的时候,民粹主义者会说,他们的政治竞争者只不过是不道德而腐败的精英的一部分;在入主政府的时候,他们将不承认任何合理合法的反对派。甚至,在民粹主义者看来,那些不支持民粹政党的人们,不管是谁,一开始就不能算是真正的人民的一部分。用法国哲学家克洛德·勒福特的话来说,真正的人民首先要从实际的公民全体当中“萃取”出来。然后,这群理想的人民就假定为道德纯洁而意志正确无误。

人民的概念在美国社会有特殊的意义。“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是美国宪法的开篇词,也是宪法被引用频率最高的部分。全句是:“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这里的“人民”意味着全体人民,全体公民。美国人民自豪地以“我们人民”的身份参与国家事务,大家都是“我们人民”。

在苏维埃体制下生活过的人都了解截然不同的“人民”概念。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布拉格之春、波兰1980年代初公民运动时代,民众上街游行,队伍前排的人拉出横幅,上面写着标语“我们是人民”。那是为了对抗专制当局把“我们”当“敌对分子”镇压。在苏维埃体制下,当局从来把一部分人民(例如地主、资本家等)排除在人民之外,原来属于人民的人也可以随时被定为敌对分子而赶出人民队伍。

在美国,关于民粹主义含意的“人民”观念,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所谓“挡校门”事件。1963年,坚持种族隔离的阿拉巴马州长华莱士试图阻止两名非洲裔美国人进入全是白人的阿拉巴马大学就读。按最高法院判决,该校必须废除种族隔离。肯尼迪总统派司法部副部长和联邦法警、国民警卫队到现场护送那两名学生入校报到。华莱士堵在门口与执法人员对峙,发表了后来臭名昭著的演说,然后才让开。穆勒在书中详细引用了华莱士演说。“以历来曾经踏上这块土地的最伟大的人民的名义,我在尘土上划出界限,在暴君脚下抛下战书,我宣布,现在隔离,明天隔离,永远隔离!”他把肯尼迪总统(他眼中的“暴君”)以及所有努力废止种族隔离的人士排除出“人民”,要求其他人加入他们而成为“人民”的一部分,“你们,新英格兰坚定的爱国者的土生土长的儿女们,你们,伟大的中西部坚毅的本地人,你们,怀有大西部自由开拓者炙热精神的后代,……,我们邀请你们来和我们在一起,因为你们拥有南方的心灵,和南方的精神,和南方的哲学,你们也是南方人,是和我们并肩作战的弟兄。”在演说尾声,华莱士还声称差不多所有开国元勋都是南方人。穆勒问道,华莱士究竟哪里有权声称“真实的美国”是“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南方”?

穆勒强调,民粹主义的核心主张是:只有一部分人民是真正的人民,而且只有民粹主义者可以识别并代表真正的人民。在当今民粹主义者的言论中,可以听到华莱士演说的回声。例如,英国脱欧公投之后,独立党领导人法拉奇宣称,这是“真实的人民(real people)的胜利”。穆勒说,这让反对英国脱离欧盟的48%英国选民显得不那么真实,或者更直接地说,质疑他们作为政治社群恰当成员的身份。穆勒还引用川普竞选时发表的一段言论,作为民粹意识的例证:“唯一重要的事是这些人民的统一,因为其他人民不具有任何意义”。后来川普就职演说的主线,就是宣告:在推翻了多年占据华盛顿、令人憎恶的“建制派”之后,人民现在再度统治这个国家了。实际上,川普当选以后,没有作出哪怕是象征性的姿态,要做代表全体人民的总统。他的关注始终限于投票选他的那一部分人民,对不赞同他的人,包括民众和精英(法官、记者、行政官员等等),都视为异己而恶语相加,甚至当作“人民的敌人”。

民粹主义者用虚构的“道德纯洁而且完全一致的人民”的概念,在实践中,推行一种排外的身份政治(exclusionary identity politics)。谁属于真正的美国人民,谁是异类,由民粹主义者划定。身份政治在美国已经流行多年,当初多半是“弱势群体”(例如非裔、妇女、少数族裔等)用以争取权益,也发挥过正面作用。但过度膨胀之后,造成多种多样的“身份群体”形同部落、疏离“他者”、裂化社会的恶果。民粹主义的身份政治,战斗性强,影响面大,导致把美国社会几乎一分为二的裂痕。


民粹主义对自由民主社会的危害

自由民主社会的一个基点,是承认社会的多元。个人是不一样的,有信奉基督教新教、有信奉天主教旧教或其他宗教,有欧洲来的白人、非洲来的黑人、亚洲来的华人、印度人,有左翼、有右翼,有上过大学的、有学历低的,等等。穆勒指出,多元主义的关键,还不在于单单承认这样一个客观的经验事实,而在于进一步遵循法治和道义层面的准则——其他人是和我平等的个人,享有和我同样的完整的权利、地位,包括财产、思想、言论等等自由权。在差异的基础上,还有“重叠共识”的规范。

在政治领域,这种多元主义表现在,各个政党、候选人都以自己的政见诉诸选民,竞选中,大规模的选民动员、激烈的候选人辩论、各种博弈策略的运用,都属常态。最后,要通过一种技术上、统计上的程序,以选票多少定胜负。当选的人从来普遍接受一条底线:这次我得到选民的多数票得胜,下一次则完全可能是对手当选。竞选对手不是敌人,政见不同但相谋为国。美国建国后,依照宪法蓝图,逐步演化出这样的自由民主的体制规范。

民粹主义对此提出挑战。观念上,他们声称只有他们代表真正的人民,否认其他人同等的身份地位。他们掌权的依据,不在于通过他们所藐视的“统计”手段(计数选票)而得到选民授权,而在于他们有身为(虚构出来的)“道德纯洁而且完全一致的人民”的本质优越性。实践中,如果败选,他们总会指控精英破坏、选举舞弊;一旦当选,他们就要改变规则、体制,意图永远掌权。

穆勒描述了民粹主义上台以后管治国家的三项策略。

其一,占领(“occupy”)国家机构。以匈牙利和波兰近年来事态发展为例:2010年匈牙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青民盟在大选获胜,其领袖奥班就任总理。他们推行的第一项重大变革就是修改公务员法,从而得以任用忠诚党员取代本来是非党派的技术官员。波兰民粹主义的法律正义党及其领袖卡臣斯基上台后,立即着手改变法庭的独立性。改变不成功,就让它瘫痪。其他国家、其他政党也可能做这一类集权并试图永久掌权的事,民粹主义的特殊之处是,他们毫无忌讳,公开推行“占领”,以真正人民的道德代表的名义去“占领”。

其二,推行大规模的政治酬庸(clientelism),就是以各种物质或非物质的利益换取政治支持。这种手法也并非只限于民粹主义当局所用,但民粹主义者通常公开地大规模地行事。既然只有一部分人是真正的人民,“我们”这部分人理所当然应当享受优待并且支持当局。

其三,选择性法制(“discriminatory legalism),对一部分人(“真正的人民”)提供充分法律保护,把其他人排除在外,甚至粗暴对待。突出的恶劣表现是打压对民粹政府不利的非政府组织。

政治学家研究欧洲民粹主义执政(例如在波兰和匈牙利)的实践,概括出一个概念,叫做“非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在那里,民粹主义导致了缺乏自由、徒具形式、由所谓“真正的人民”占领的“民主”体制。穆勒认为这个概念并不恰当,因为民主必定以自由为前提。他指出,对民粹主义导致的那种体制,更合适的名称是“破损的民主(defective democracy)”。民主机制已经被破坏,但尚未到达“专制”的地步。如果考察世界其他地方,例如委内瑞拉,可以看到查韦斯当选总统以后,一步一步把既存的民主制度完全摧毁。那是民粹主义造成的更大危害。


如何应对民粹主义

关于“如何应对民粹主义”的问题,穆勒向一些自由民主派提出建言。他看到,那些自由民主派忍不住把民粹主义简单地看作只不过是某种观念层面的挑战,而径直摒除排斥(dismiss)。穆勒认为,民粹派的挑战涉及需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解决的经验层面的问题。他提倡与民粹派交往接触(engage),就那些导致民粹主义兴起的实际问题展开对话。

在许多自由民主派看来,民粹主义在思想领域的学理层面上不值一驳,在事实领域经不起验证(民粹派提出的“另类事实”常常被核查所否定),在政策领域支离破碎而且时常抵触现存法规,因此自由派的方针是“抵抗”。穆勒建议,对民粹派,不要仅仅作评论(talk about),还要对话(talk with),在民间、在媒体、在国会等等各种场合对话。穆勒强调,与民粹派对话并不意味按民粹派的方式说话。自由民主派需要恰当把握问题的框架、概念、事实依据,等等,力求进行有成果的讨论。那并不意味能使对方信服。但假以时日,正确的思想会扩大其领地。穆勒提到,1963年华莱士的支持者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后来消失了。

穆勒讨论了与民粹派对话会触及到的一些敏感议题。例如,民粹派“愤怒”的深层原因。穆勒指出,一部分美国公民感到,这个国家正在以他们深度反对的方式发生文化价值的变化。他们反对堕胎、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他们担忧美国变成一个“主流多数变成少数派的国家(majority-minority country)”,这是指传统形象中“真正的人民”即信仰基督教新教的白人在社会现实中地位日益下降,一直占人口多数的白人正在变成少数。此外,在物质方面,他们还深切感到,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的经济利益在华府没有代表,这种感受实际上得到扎实的社会科学数据确认。

可以设想,自由民主派按照穆勒的建议与民粹派对话,必定会立即涉及到移民问题。它涉及许多方面,诸如:

——法制(杜绝非法移民)

——就业(“墨西哥人偷走了我的工作”)

——福利(不曾对美国经济做贡献的新移民享受福利,对本土劳动者不公平;对福利的滥用浪费并不限于移民,需要全面的改革)

——文化价值冲突(例如,某些移民持伊斯兰原教旨教义与普世价值之间的冲突,重视美国传统的人权、人道主义救助那种更“开放”的观念与强调民族主义、本土利益那种相对“封闭”的观念之间的冲突)

——国家安全(恐怖分子借移民滲透,一些留居移民后代继承母国抗拒自由民主的意识)

——合格移民标准(重亲属团聚,还是重人才资历?)0

对这些问题,即使某些民粹主义者的言论显示出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或者其他方面的狭隘偏见,这些问题本身应当得到承认——它们确实是美国社会当前面临的重大难题。对此,需要进行认真深入的讨论,并求得适当的解决方案。这包括对现存体制、法规作必要的纠偏、改革。

美国宪法为人类开创了崭新的国家模式,两百多年的演化,成就了弥足珍贵的建制。民粹主义的挑战,看来难以撼动国本。另一方面,当今的体制、法规存在缺陷,政界、商界、学界等各个领域的精英也并非都是道德纯洁、睿智通练之士,他们和所有人一样犯各种错误。穆勒强调,民主制度可以说永远在创造危机,同时,也拥有资源和机制进行自我纠错。可以期盼,在防止民粹主义对自由民主制度的危害的过程中,历史沿着这条路线展开,自由民主制度更进一步提升。

此文原本计划写到这里结束。这时(11月30日),传来乔治·H·W·布什总统逝世的消息。媒体重发了他的就职演说中的一段话。这位共和党总统对当时控制国会的民主党议员说:“向我的朋友,是的,我确实是说朋友——忠诚的反对派那边的朋友,是的,我确实是说忠诚——我伸出我的手……美国人民在等待行动。他们不是送我们到这里来斗嘴的。他们要求我们超越区区党派意识。‘在关键问题上,联合起来’——我的朋友,这就是关键。”媒体还发表了布什离任时留给击败他而就任下一任总统的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的一封信。在克林顿就职庆典那一天,布什独自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写了亲笔信,放在办公桌上。信的开头是“亲爱的比尔”,结尾是:“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将是我们的总统了。我祝你安好。我祝你家庭安好。现在你的成功就是我们国家的成功。我为你加油。”上文曾简述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规范。布什在就职和离任时的言行,体现了那种规范所蕴含的理想伦理,也展示了他个人的高尚品格,如西方传统的绅士,中国传统的君子。

应对民粹主义,需要那样的践行自由民主理念和规范的政治家。

书注:

Jan-Werner Muller, What Is Populis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August 2016

任赜,《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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