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先生
 
  作为一个不肯附和当权者的政治人物,李锐先生在当代政坛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问题很有时效性。在此之前,在毛泽东时代,李锐这样的人不能存在,他也确实被淘汰出局,进了秦城监狱。在此之后,倘若政治体制改革成功,民主制度确立,李锐这样的人自然能够存在,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成为问题。
 
  其实,像李锐这样享受高干待遇、资格颇老、官场辈分甚高,又追求民主、努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老先生还有许多,李锐先生至少在两位数的老朋友们几乎都可以算入,其中包括去年逝世的李慎之先生。他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主张,与当局的意图相距甚远。他们时常发出自己的声音,说出当局不喜欢听的话。这一批人在当代中国政坛的存在,他们的积极活动和广泛影响,加重了这个问题的分量和意义。

  这个问题至少有两重意思。第一重意思,为什么能出现李锐及其同道。第二重意思,为什么能容忍李锐及其同道。

  为什么能出现李锐及其同道?应该说,不同的声音一直是存在的,只是力度不同,自信的程度不同,传播的广度不同。1959年,李锐在庐山会议跟彭德怀一起挨整,就表明了不同声音的存在。但是,这些反对的声音并不强大,并不坚定,拥护者并不多,打压下去并不困难。

   我想过一个问题: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那些在枪林弹雨中叱咤风云的人物,为什么表现得那么不堪?周恩来刘少奇以至朱德林彪等打天下的英豪,难道真是贪禄保位之辈吗?考虑到许多人放弃荣华富贵而投身革命的历史,我觉得这种解释的说服力不够。那么,如何解释他们对谬误的屈服呢?周恩来劝彭德怀做检查,他给出的理由是:要顾全大局。这句话说服了彭德怀,也点醒了我。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个政党,一种主张,正在向想象中的理想社会高歌猛进,这支队伍的旗手向来有英明伟大之誉。他手中的旗帜,被中国共产党人看作全世界最辉煌的旗帜,寄托着全人类希望的旗帜。如果这就是那些英豪眼中大局,他们是否应该屈己从人,甚至舍己从人呢?恐怕这就是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的最终选择。

  如果说,在人民公社体制之类的具体问题上,谁是谁非当时尚不分明,数年后则不言自明了。进一步说,在祖国前途和人类命运等更大更宏观的问题上,当时的旗手自信,20年后已经荡然无存。谁是谁非,大局已定,历史给出了明白的答案。于是,旧旗落地,前途和大势的代表者也换了位置。这种改变,李慎之先生在《风雨苍黄五十年》中有痛切的陈述。这种转变是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上发生的,在中国的特殊经验中,包含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普遍经验。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也属于这个转变过程的初始而沉重一步:在维持政治体制的同时改革经济体制。

  总之,为什么有李锐?因为一场巨大的社会试验失败了,不得不改弦更张,不得不探索新路,不得不向成功者学习。

  在这个背景上,就比较容易解释为什么当局容忍李锐及其同道。当局拿不出说服他们的像样理由,手里没有一面人们心悦诚服、甘愿舍身追随的旗帜。这类旗帜如今在李锐及其同道手里。公开打压他们,理不直,气不壮,不仅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反而会大失人心。

  更难办的是,李锐这样的离休老干部不求升迁,不怕处分,对党政体制内的利益无所求,对体制内的威胁亦无所惧。这些官场手段本来很适于解决那些不宜公开的问题,一旦失去效用,官家武库顿显简陋。

  当然还可以考虑其他手段。不过,李锐他们的动静太大,任何暗箱都装不下。李锐他们又不贪图物质享受,暮年心魂所系,正是年轻时冒死追求的民主,悠悠万事,惟此为大,靠细软并不能收买。至于不讲道理的蛮干硬干,既影响国际国内形象,又吓不住坐牢老手,最后算下账来,恐怕得不偿失。更何况都是政界中人,下手太狠,开了先例,会不会一报还一报?会不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谁敢保证自己在政坛上永不失势呢?

  总之,明的不行,暗的也不行;软的不行,硬的还不行。横竖都不行,便拿李锐们没办法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格局,近似“贵族民主”或曰“等级制民主”的格局。一部分人先“公民”起来,有了比平民百姓更大的自由空间,比较多地享受了宪法承诺的公民权利。这种格局是在双方斗智斗勇、用尽各自的招数之后形成的,是双方选定了最佳策略之后形成的。这是一种自发内生的格局,谁也不欠谁,谁也无奈谁,无须任何一方的恩典或谦让,就这样维持着稳定和均势。这种有等级制色彩的民主和自由的存在,也可以算作当代政治领域的潜规则。

  李锐先生身上集中了诸多优势,自然是很难得的。实际上,这些优势不同程度地分布在不同阶层和不同年龄的人们身上。只要占据了一两种优势,尤其占住不在乎仕途得失、对体制内的利害无求无惧这一条,当事人享有的公民自由权利就可能大出一圈。失去这些权利,一部分原因是被强行剥夺了,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主动出售了。

  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背景,即互联网无法阻拦的普及,放大了李锐先生及其同道的影响力。此外,被推上市场的各种媒体,无论是出于良知,还是出于生存的压力,都需要用顺民意得人心的东西为自己招财添誉。这是无所不在的名利的诱惑,伴随着随时可能袭来的良心的骚动,李锐及其同道就生长在这片沃土上。

  李锐先生及其同道的存在,实为中国之幸。

  实际上,他们说话,发表意见,不过是表达他们对中国前途的真实看法,表达他们认为正确的主张。这种看法和主张都是有根据的。不让他们作声,并不能消灭这些主张所依据的现实力量。形势仍在发展,危机继续酝酿,只是不出声地发展和酝酿而已。譬如庐山会议,假如没有"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的独大格局,假如可以商量,可以讨论,可以反对,那么,不必付出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代价,就可能建立1962年退守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更乐观地说,甚至不用绕将近30年的大圈子,就可以建立1983年尽收失地的大包干制度。不让彭德怀说话,不容邓子恢分辨,撤他们的职,并不意味着真能跳进共产主义,只是要绕一个大圈子,平白死掉数千万人,然后再回到起点上。这就是言论自由的价值,这就是尊重民主和自由的政治制度的价值——抵得上数千万条人命的价值。

  李锐和他的同道们,凭借自身的胆略和实力,在大一统格局中撑开了一道缺口。他是我们的榜样,也是我们的开路先锋。在他88岁的肩头,承担着我们这些患得患失的壮年人承担不起的分量。衷心祝愿李锐先生健康长寿。

吴思,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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