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

——张扣扣复仇案综合观察

陈更 专稿

张扣扣为母报仇连杀三人一案,2019年1月8日在汉中市中级法院开庭,整个中国热炒。与官方的认识截然相反,从民间舆论看,一边倒地站在张扣扣一面。有称他为英雄的,有称他是侠士的,民间普遍的声音是,张扣扣杀得有理,法院应该刀下留人。
对于张扣扣案件应当作何评价,作为中国司法观察的观察员,本律师分析如下。

一、2008年除夕的血腥斩杀及22年前的伏线:

2018年2月15日,当天是大年三十,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三门村的村民们从上坟祭祖的路上络绎返回。35岁的张扣扣头戴黑色长檐帽子、面戴深色口罩、脖缠粉色T恤,突然窜入人群,手持事先准备的单刃尖刀,首先对毫无防备的仇家王正军进行割喉、捅刺致其倒地。虽然知其未死,但也知道他已经完全失去反抗和逃跑的能力。于是,他从惊慌逃散的人群中蹿过,追上另一仇家——王正军的大哥王校军,朝其胸部捅刺,将其逼入路边水沟之后,反复戳刺其要害部位,致其立即死亡。然后迅速返回尚未完全死亡的王正军处,对他进行第二轮捅刺。确认王正军死亡后,从容进入王家的院子,对王校军、王正军的七十余岁的父亲王自新反复捅刺,王自新当场死亡。尸检表明,其仇家王正军身中24刀,王校军身中9刀,王自新身中16刀;这49刀主要围绕被害人的胸、腹、颈部等要害部位。这是2008年以后,中国草根人士上演的仅次于杨佳沪上杀警的勇猛、果断的以复仇为动机的血腥斩杀剧。
张扣扣的行为是对22年前王正军杀死他母亲的复仇。
1996年8月的一天,张扣扣的母亲王秀萍从王正军的二哥王富军身边经过,双方发生矛盾,引起两家撕打。王秀萍用扁铁打了参加助阵的王正军,王正军拾起木棒,一棒打来,王秀萍被打倒,不治身亡。后来,王正军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被判刑七年,实服刑三年零十一个月。王家赔偿张家九千余元,其中八千余元是丧葬费用,王家实得一千五百元。
这是两个案件的基本事实。

二、对于1996年案件的评判:

1996年案件是2008年案件的诱因。民间普遍认为,1996年判案不公,张扣扣只好寻求私力救济,自己动手复仇。
从形式上看,人民法院当年的判决是合乎法律的。首先,对王正军确定的罪名是正确的。他在遭到张扣扣之母王秀萍的在先伤害后,拾起地上木棒,一棒击来,导致王秀萍不治身亡。人民法院没有按故意杀人而是按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定罪,符合法律规定。其次,王正军当年十七岁,是初中学生,从轻处罚,判刑七年,亦符合刑法规定。第三,民间有一种说法,说当年打死王秀萍的是老二王富军,让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的老三王正军顶包。——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张扣扣当庭一再确认,打死母亲的就王正军,他本人当时就在现场。
但这种合法只是表面的合法,从更深层次观察,1996年对王正军的刑事处理未能实现本质上的正义——刑法的功用,是在损害与被损害者之间寻求平衡——1996年的判决不但没有产生这种平衡的作用,反而成了帮助王正军脱罪的凭借和工具。
1、对王正军判刑七年偏低,这也可以从刑法的修订得到证明。在1979年刑法中,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刑罚低档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见1979刑法134条)。王正军案件于1996年12月开庭,三个月之后,1997年3月14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刑罚低档改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见现行刑法234条)。人民法院只求形式的合法,未考虑实质正义的要求。它当时未感受到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对法的感知也在发展。判处王正军七年徒刑无法平抚张家的心灵创伤。事实上,“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合法范围内,法院有更适当的选择。
2、张扣扣的母亲死亡,当时有两个需要抚养的子女,家境非常困难。法院只判决王家赔偿九千余元,而且绝大部分用已经消耗的丧葬费扣除,张家仅得一千五百来元。赔偿额极低,必然造成张家心中的不满。
3、王正军服刑三年零十一个月后假释出狱。形式上看,这仍然是合法的——服刑过半,有悔改表现,且放出后不至于危害社会。我们仍然要从刑法修改的角度观察假释的不合理性。现行刑法第81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假释时,应当考虑其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王正军刑期本来就短,只有七年,实服三年多就放出来了。对王正军作出假释决定时,并未考虑对张家所形成的心理刺激。法院仍然是只求表面工作的合法,未考虑到实际执法的后果。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王秀萍死后,法医对其尸体进行当众解剖,人山人海。两个儿童,张扣扣和他的未成年的姐姐,都在现场。这是非常残忍、血腥的场面。据多家媒体报导,当地有许多儿童连续几个月吓得睡不着觉。作为子女,张扣扣的感受可想而知。——在精神创伤之后,国家没有抚慰和支持,反而两倍、三倍地加重对受害家庭的打击。从心理学上分析,这才正式地,在张扣扣心里点种下复仇的种子。
对于张扣扣,国家是施害者之一。由于法律处理在本质上违反正义、公平的原则,更由于对母亲尸体的惨无人道的解剖。在此情况下,张扣扣以生命为代价的复仇几乎成为必然。
对于王家,张扣扣和国家是共同的加害者。国家在无形之中,在张扣扣心中加强了仇恨,增大了复仇的概率。王家死亡三人,国家的责任或许更大一些!

三、张扣扣案件审理中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精神疾病鉴定问题:

1、关于病理学方面的问题:
在张扣扣案件的审理中,张扣扣的两位律师提出对张扣扣进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精神病鉴定”。这没有引起法庭的重视,广大社会似乎也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极其严肃、极具现实意义的法律问题。它不是一个为增加辩护华彩的意义不大的说法。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文化处于发展中状态,对于疾病的认识也是这样。对于精神、心理方面的这种“无形”的疾病,人们普遍地处于不知、不理的半不觉状态。社会的这种状态,导致中国司法对此类问题的漠视——而在于司法领域,它直接影响到生命和自由的剥夺。因为,它直接涉及刑事责任的能力的判断。
创伤后应激障碍这种精神疾病最初由佛洛伊德的学生美国人卡丁纳发现,1980年美国医学会正式将这种疾病列为精神病的一种,为美国司法鉴定学所承认。中国现行法律也承认这种精神疾病,它被列述在《中国精神疾病分类及诊断标准》第三版中。
创伤后应激障碍这种精神疾病,不仅在内分泌方面可以测量,在解剖学上可以得到检验(海马回、杏仁核的形体改变)。在遭受重大的灾难事件后,其发病率各国均有统计。就中国来说,其发病率相当高。据刘光雄等人的调查研究,在81例车祸中,患这种精神疾病的人占31例,总发病率为38%。(见《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2.1《车祸事件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研究》)
这种疾病一般在短期内(半年、一年内)会痊愈,但也有导致长期和终身罹患此症的。美国的情况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7.8%,其中女性的比例是10.4%,男性是5%(见王红英、朱永鑫等人编著《实用精神疾病的治疗与护理》)。张本、王学义等人在唐山地震22年后,于1998年对57例病人进行了研究。其中,终身罹患此病的达13例,是全部患者的22.8%。
值得一提的是,上边所引用的例证都符合《中国精神病分类及诊断标准》的规定标准。这是所有研究者在提供数据时,已经强调的。
许多人,包括法官,都认为张扣扣的母亲已经死去22年,不可能患有这种疾病。上述统计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从此种疾病极高的发病率和终身疾病在此类患者中相当高的比例来看,张扣扣长期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非常大。律师的鉴定申请如能被批准,鉴定程序又能毫无偏颇的进行,他以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理由而获不死的可能性当然也非常大。

2、法律上的有关规定:

现行刑法第18条第三款是关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对于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刑事责任能力是从两种意义上考察的:辩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张扣扣的认知能力没有问题,他清楚地知道他是为母亲报仇。他的控制能力如何,这正是他的律师提出鉴定申请的重大意义所在。
2012年颁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四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 其第五十三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触犯刑法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处理。”这也就是说,如果张扣扣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疾病,应当依据刑法第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从轻减轻处罚。也就是说,民间“刀下留人“的呼声,完全可能依法变为现实。
2016年9月22日中国司法部出台的《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指南》值得关注。其3.2.2 规定:“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也称部分责任能力、限制责任能力,本技术规范建议使用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其A.1.2.!明确将创伤后应激障碍纳入精神疾病的鉴定目标之中(应激相关障碍), 而A.2.23和A.2.3.1 则给出了更加具体的鉴定规程和鉴定标准。
综上,张扣扣的辩护律师提出精神病鉴定申请,既有坚实的病理学依据,又有坚实的法律依据。中国的司法当局应当充分考虑律师提出鉴定申请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合法性。

四、现朝和前朝关于“复仇”案件从宽处理的前例:

张扣扣的辩护人邓学平律师提出法律处理要兼顾民间的正义情感的需求,法律判决要处理好历史文化、法律源渊等的关系。我们不应以工匠式律师眼光来看待这位律师的这种意见。一份好的辩护词不只在一般意义上是法律的,它是历史、社会、文化之上的法律的。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而言,邓学平律师期望一份“伟大的判决”的出现,它应当做到“情法两尽”。这样的伟大判决绝不是工匠式的,正如(美)本杰明•N•卡多佐所说,它“不要支离破碎的去看待法律,而要将法律看作是一个连续、一往无前的发展整体。”
在这一意义上,有许多历史性案例值得借鉴。现实虽然黑暗,仁人志士的努力却无视黑暗;甚至越是黑暗,越要进行最艰苦决绝的努力。因而,有必要将现朝和前朝关于“复仇”案件从宽处理的几个案例说出来,借历史的光明而照耀当前的黑暗。
中国素有以孝治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历史上,各王朝的法律未能背离这种文化传统,总是一定程度上吸纳中华文化中的正义原素,对于复仇案件从宽处理。中华民国在贯彻现代法律的同时,它兼顾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法律传统。以下是中华民国时期的三个著名的复仇案例。
施剑翘之父施从滨在战争中为军阀孙传芳所俘,孙传芳违背了“不杀俘虏”的战争规则,不但杀害了施从滨而且曝尸三日。这对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是一伤灾难性伤害,更是一种严重羞辱。为报父仇,施剑翘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将孙传芳枪杀于诵经堂上。在全国民众的呼吁下,天津法院从宽判处十年徒刑,河北高院改为七年。全国人民继续呼吁,在冯玉祥的帮助下,中华民国赦免其罪,施剑翘在狱不足二年。
另一真实的历史故事值得特别重视。这则故事虽无真刀真枪的复仇,但它所贯彻的法律观念具有特别的参考作用。
在段祺瑞时代收复外蒙古的著名爱国将领徐树铮将军,曾经以军法斩杀了他的同僚陆建章。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徐树铮将军考察欧美归国,途经天津。冯玉祥指示部属张之江将徐树铮杀害。事发之后,陆建章之子陆承武呼啸而出,称:“我已经为父报仇!”——这是冯、张二人安排的顶包行为。但这个顶包行为所表现的内核是:报父仇,在民国不处死,要从宽处理。
徐树铮将军被杀后,其子徐道麟从德国回来,处理父丧。他深知事非陆承武所为,而是冯玉祥、张之江二人干的。当时年龄尚轻,力量不逮,于是回到德国,一心求学,积累力量,等待报仇的时机。其后学成归国,为一代法律学名家,在中华民国司法部任职。抗日战争初起时,冯玉祥曾在山东盘桓。山东军阀韩复榘尝邀徐道麟为父复仇,愿意提供方便。冯玉祥是中华民国重要的抗日领导者之一。徐道麟在家仇与国恨之间认真权衡,重于民族大义,未接受韩的邀请。抗日战争胜利后,徐道麟所作的第一件事是,向中华民国最高法院对冯、张二人以“谋杀”罪名提出控告。中华民国最高法院以谋杀罪的最高追诉时效为十五年为由,驳回立案请求,了结这段公案。——韩复榘邀徐道麟为父复仇,其包含的意义仍然是:在中华民国报父仇不处死,要从宽处理。
在当今的中国,复仇而从轻处理的案件也曾发生。童琇琳之夫日本籍人士冲浦秀昭与中国人齐兵合伙开日本料理店,因为经济上的纠纷,冲浦秀昭气郁而死。童琇琳为报夫仇,以30万元雇得两个俄国人吕途和基多夫将齐兵杀害。2006年9月30日,北京高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俄国人吕途、基多夫判处无期徒刑,童琇琳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这是因“复仇”因素而对犯罪者从宽处罚的最近案例。
中国不是案例法国家,但过往的案例对案件的处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希望这些发生在今朝和中华民国的案例,能够打破杀人必死的根深蒂固的司法观念。中国的司法当局,应当从“复仇”行为所蕴含的原始正义出发,借鉴古今,正如邓学平律师所说:“期待法院能体谅人性的软弱,拿出慈悲心和同理心,针对此案做出一个可载入史册的伟大判决”,刀下留人!
因正义的复仇而进行宽大处理的案例在国外更是屡见不鲜。1984年,美国人GARY的儿子遭到教师的性侵(强奸),GARY将这位教师枪杀。在美国人民的呼吁下,美国的法院判处GARY不足两年徒刑,为社会提供义务劳工500天。这都应当成为处理张扣扣案件的借鉴。

五、为什么民间呼张扣扣为英雄、侠客?

张扣扣的行为是一种残酷的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总体上应当否定。法院判处其死刑,中国的民间却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他是英雄、侠客。这应当引起当局的反思。在无“法”的中国,人民在呼唤最低标准的“侠”,扶厄济困,主持正义!
2017年底,北京当局驱赶三百万低端人口离开北京。同一时期,以治理环境的名义,砸毁一百万块广告牌。这严重而普遍地侵犯了公民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却没有一人提出诉讼——2012年之前,人们要求立案,法院拒绝立案的事例经常见诸报端——此际出现的情况却与过去相异,没有人们要求立案法院拒绝立案的任何相关报导。
人民知道中国没有法律,不再诉诸法律;当局也知道人民知道没有法律,不再诉诸法律;互不为异。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现实:中国号称法治国家,事实上却根本没有法律。
这就是张扣扣剥夺三条人命,却被称为英雄、侠客的社会背景:在无“法”的中国,人民在呼唤最低标准的“侠”!
最近六年来,“法治”严重倒退,中共当局应当深深反省!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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