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来,我在《炎黄春秋》的座谈会上,多次提过这样的建议:重新发表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做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讲话。

    今年(2015年)我又一次提出了这样的建议。《炎黄春秋》编辑部接受了我的建议,并希望我和读者谈谈重新发表邓小平这个讲话的理由。我就谈几点看法。

  “8.18讲话”有现实针对性

    第一点看法,邓小平这个讲话,讲得好。

    邓小平分析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种种弊端,如:官僚主义现象,突出表现为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思想僵化、墨守成规、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等等;权力过分集中现象,“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家长制作风,“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大搞特权,特殊化。对于诸如此类的丑恶现象,邓小平指出:“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所以他说:“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作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35年过去了,邓小平所提出的“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了政权,实行了土地改革,却放过了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封建专制主义,我们在还没有肃清封建专制主义便匆匆忙忙地“跃进”到“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视为主要敌人,却把封建专制主义掩护下来了。这就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存在与发展留下了空间。邓小平讲话里提到的种种“封建主义余毒”,就在这个空间中生存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的第一把手,构建起一个集中的有时是专断的政治架构。

  政治体制中的封建专制主义必然导致权力特殊化,使政治权力转化为特权。不受制约的特权是专制主义本质所在。特权可以随意扩张,随处运用。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导致了全面的社会腐败。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中指出的那些丑恶现象,从滥用权力、脱离群众到专横跋扈、贪赃枉法,几乎没有一种已经克服。目前在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普遍现象,如:邀功取宠,歌功颂德,假统计、假政绩层出不穷;买官卖官,贿赂成风;假话大话空话充斥报刊等等,都是封建专制主义造成的社会腐败在新形势下的继续与发展。

  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最有效的手段,是政治民主化;以政府的权力制衡和公民的广泛参与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民主化,是克服以至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最有力的武器。这是35年前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的诉求。

  邓小平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4页)今天,改革攻坚进入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迫切,邓小平这篇讲话的现实指导意义就更加明显了,更加突出了。

    我们对这篇讲话重视不够

  第二点看法,邓小平这篇讲话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邓小平的讲话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曾经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受到了知识界的普遍欢迎。但是,很快就没有了下文。这是因为国际上发生了“波兰团结工会事件”,瓦文萨当选为团结工会该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 的领导地位开始动摇。

  “波兰团结工会事件”给我们党内的保守派阻止政治体制改革找到了借口。波兰团结工会成立后的第三天,1980年9月24日,号称中共党内理论权威的胡乔木就给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在建议中央要研究类似波兰这样的“一个共产党执政国家的社会内部矛盾可能达到的激烈程度和爆发形式;社会主义制度所未能解决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隔阂或对立,包括经济纠葛和政治纠葛;工会之可以分为官方工会与独立工会;宗教之可以成为严重政治问题”之外,强调,从波兰事件中可以看到,“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与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相结合可能成为怎样一股巨大力量,这一点对我们应是一个重大教训”;“外来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对我们也是一大问题;对独立工会问题,“我们如不从速解决也并非不能造成这种局势,而且其他群众组织也可出现类似情况”。

  后来,在胡乔木的主导下,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了这样的动议:“我们存在与波兰相类似的问题,发展下去会造成同样的后果。”“小平同志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传。”接着,中宣部又传达了陈云的指示:“一个宣传方面,一个经济方面,这两个方面如果不注意,中国也会发生波兰那样的事件。”

  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被停止了宣传,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也被延宕了好几年才提上日程。

  为了给十三大作重要思想准备,中央批准重新发表这个讲话

    第三点看法:十三大前重新发表这个讲话,起到了造势的作用,但讲话的内容没有被重视。

    不知大家还记得不记得,邓小平的“8.18讲话”曾经重新发表过一次。那是198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重新发表这个讲话,并配发了《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的社论。

    这个社论中说:“邓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从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着眼,深刻总结了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经验和十年动乱的教训,分析了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改革的重大任务。这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前夕,重新发表这篇讲话,组织全党同志认真学习,可以说是十三大的重要思想准备。”

    当年的情况,我了解一些。

    1987年年初,一场学潮引发了党内的巨大震荡,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党内一部分人发动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霎时间,反“自由化”的浪潮席卷全国。再这样下去,年内要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就会成为一个反“自由化”的大会,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可能出现严重倒退甚至夭折。

    代理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非常担心这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冲击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冲击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在当时的情况下,赵的作为很有限,他所能做到的,就是利用各种机会,给“反自由化”运动降温。

  1月28日,在赵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当天发出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7年4号文件),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作出了政策上的规定,强调:“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科学技术研究、文学艺术风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民日常生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具有特定的含义。党和社会上存在的其它消极、腐败现象,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挂钩。”

  但是,在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纵容和组织下,全国主管宣传理论工作的中宣部组织了一大批“左派”人士,掌控媒体,撰写文章,发表讲话,开讨论会,办培训班,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力图突破赵紫阳划定的“框框”,把反“自由化”扩展到各个领域。

    4月28日上午,赵紫阳来到邓小平家,和邓小平作了一次长谈。他向邓汇报了一些人以“左”反对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来否定改革开放的情况。他说,这种气氛与把十三大开成改革开放大会的要求极不协调,必须从现在起着重宣传改革开放这一面,为十三大的胜利召开作好舆论准备。邓小平赞同赵的意见,要赵这个问题讲一次话。赵还建议,重新发表1980年邓小平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邓小平同意。

    5月13日,赵紫阳做了著名的“5.13讲话”;7月1日,在党的66周年生日时,《人民日报》重新发表邓小平“8.18讲话”。这两个讲话的发表,刹住了那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改革开放再次成为舆论宣传的主流。很快,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工作也开始提上了日程。

    不过,不到一年的时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就中断了。先是“价格闯关”转移了指导思想和整个社会的关注重点,接着是1989年政治风波造成了政治形势的全面恶化。我们丧失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好时机,邓小平这篇讲话很少有人提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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