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按:刘英是张闻天夫人,生于1905年,逝世于2002年。享年97岁。她在1999年以前曾应何方之邀,讲述党史。何方保存了她十几次口述的录音带。我听说此事,建议何方先生整理出来。当时何方已经90高龄,于是请一同参加采访的夫人宋以敏动手整理。终于,在何方生前完成了八万字左右的整理稿。我读了感到稿子的史学价值很不寻常,于是建议在《炎黄春秋》分批选登。许多有识者阅后眼睛为之一亮。现选择刘英口述的一小段供微信读者分享。

  长征走到保安,我又回到中央了。那时秘书长是吴亮平,我没有名义,但做的还是那些工作。那时开会也没有那么严格,中央开会,我要参加就参加了。在吴起镇开会,我是参加了的。

  长征后期,许多人生了病。我从莫斯科学无线电回来后到福建省委工作时,郭滴人是省委宣传部长。郭滴人就是到陕北后发高烧,没有药治死掉的。我也是差一点死掉。过草地时我就拉肚子,后来就落下了肠胃不好的毛病。我到了保安后也发起高烧,三十九度四十度,瘦得皮包骨。傅连暲来给我看病,说我得的是肺病。他给闻天写了一封信,说刘英再不治就完了,没有药嘛!因为怕传染给闻天,闻天来看我的时候就站在窗户外面,问我好些了吗,脸怎么那么红?那时政治局委员每人每月津贴五元。任弼时回来,洛甫就批给他五元,他不要,最后还是给了他两元。我们少共中央一个钱也没有。闻天从他那五元里拿出三元交给我,我不要。他就叫他的警卫员彭健把这三元钱买了鸡蛋给我吃。我说给首长吃,他说首长叫给你吃。

  卢沟桥事变后,同国际联系的路线已经打通,人员可以经过兰州、迪化(乌鲁木齐)、阿拉木图到莫斯科去。那时盛世才还支持我们。对要去莫斯科的人,共产国际提出的条件是老红军和高级干部子弟;被捕过、坐过牢的不要。第一批选出我、贺子珍、蔡树藩、钟赤兵四个人。以后又有张子意、蔡大姐等好多人去。1937年11月,我们到了兰州办事处。兰州办事处主任是谢觉哉谢老。谢老之后是伍修权。苏联公开是和国民党政府打交道,暗地里同我们党联系。我们到莫斯科就是搭乘他们的军用运输机去的。飞机上没有座位,条件很差。

  我去苏联是治肺病,养了一年多。我们到莫斯科后,王稼祥代表国际接待我们。那时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一开始我们几个住在共产国际的康佐夫“ДАЧА”(别墅)区,住进王明原先住的“ЛЮКС”(华舍)里。这个房子原来是曼努伊尔斯基住的,和季米特洛夫住的别墅并排。 这是一栋楼,中间有一间很大的房间。我和贺子珍一人住一间房。吃饭在餐厅,里面有一个长桌子,吃西餐。王稼祥一个星期来看我们一次,蛮辛苦的。他说,你们在这里长期住不方便,你们要看病,天下起雪来,这里路都走不通,要先把雪铲掉才能走车;我把你们弄到东方大学去住吧,那里有中国人。所以我们后来又搬了。看病是去皇宫医院,由共产国际派人带我们去。这个医院是沙皇留下来的,重要中央人物都到那里去看病。共产国际看我们是毛泽东夫人、张闻天夫人,还有两个将军,就让我们到那里去看病了。王稼祥还是常来看我们。

  王明1937年11月回国以后,王稼祥在莫斯科没有什么地位。他是中共的代表,不是国际的书记,在那里只起点联络的作用。我们这批看病的走了,第二批看病的又来了。给这些人跑腿,没意思。他搞这些事不安心,想回去。他当时又没有老婆。过去在苏联的好多人都娶了苏联工人老婆。他有个苏联老婆,也是个工人。他这次到莫斯科后,这个老婆想来看他,他不敢见。他一个人住在“留克斯”,一个星期来国际一两次。后来到(1938年)5月,任弼时来了。他也是利用机会来治病,就接替王稼祥当了中共驻国际的代表。但是,季米特洛夫很尊重弼时。

  我去莫斯科之前,毛主席专门托付我帮助贺子珍。

  贺子珍是井冈山一个商人的女儿。毛主席住在她家里的时候,住房隔壁就是她的卧室。两间房子之间有花格子窗,可以隔着格子亲嘴。那时井冈山流传顺口溜:总司令如何如何,毛委员如何如何,讲“毛委员山上开大炮”。

  我了解贺子珍的情况。毛主席和贺子珍经常打架,大家都晓得。有时就是为一些小事。毛主席爱吃炒鸡肉。他牙齿好,就愿意吃炒的。贺子珍是按老规矩,鸡要煮汤喝。就为这事,两人吵架。有时吵吵就动手打起来。他们打架,警卫员也不敢去拉架。彭德怀很会讽刺人的,他和我们又熟。他看到贺子珍的眼睛肿了,脸上也是青一块黑一块的,就说:哎呀,贺子珍,你脸上怎么又长包了?贺子珍说是跌了交,其实是毛主席打的。彭老总就说,“你是个三不死的人呀:压不死,打不死,生不死!”我说,你这个话也太难听了。彭老总说,她就是那个样子嘛。

  我生病躺在床上时,有一次毛主席来了。他不是来看我,是找张闻天。闻天不在,我就叫警卫员去找。毛主席坐在我的床上和我谈这个谈那个,我也是天南地北地同他聊。毛主席这个人有个好处,很随和的。不像闻天,不会谈闲话,只谈工作、谈学习,很清高的。我讲:昨晚的戏,是江青演的《打渔杀家》,我很想去看,可是发烧了,没有办法去;戏演得怎么样啊?毛主席讲:不错,不错,演得好。我心里动了一下:老兄动心了。当时我也没有想得那么多,贺子珍还在嘛!

  贺子珍准备去苏联的时候,毛主席又来了。当时林老(林伯渠)是西安办事处主任,贺子珍住在那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林老打电话来说:刘英,你们几个人第一批去莫斯科,贺子珍也想去,林老的意见是同意她去,毛主席同意就回个电报给莫斯科。当时电报什么都是闻天管的,毛主席就来请示闻天。闻天讲:可以,你同意她去,就让她去。

  毛主席和人不大讲心里话,同我可以讲心里话。他觉得我是支持他、体贴他的。毛主席说:贺子珍在西安办事处老不回来,影响不好,我同意让她去苏联。贺子珍同你一起去苏联,我放心。希望你多帮助她。如果她能学习,就在那里学两年。你是了解我的,她政治上落后。在井冈山,她光是走路了,没做什么事,孩子又生多了。她生孩子多,我有责任。我要她工作,让她学习蔡(畅)大姐、康(克清)大姐和你。女同志不能老靠男人嘛,她很反感。她没有革命热情。在井冈山时,有一次打仗,古柏受了伤,伤得不太厉害,那时也没有医药,我让她给他洗一洗伤口。她嫌脏,扭头就走。想让她进步,送她去抗大学习,去听听课,她不安心学习,三天两头回来。为什么回来,不放心嘛!她是不放心我。我这里来了人,她总要追问我是干什么来的,我也不能什么都对她讲呀。她总是和我吵架,其实我和她吵的都不是原则问题。史沫特莱有个翻译,很年轻很漂亮的,有次送我一束花。我是领袖,人家来找我,她都看作男女关系。我说送花是礼貌,她认为送花是爱情。我说不是爱情,是尊重我。

  洛甫懂英文,可以同外国人讲话。毛主席不能,必须有翻译。这个翻译崇拜毛主席崇拜得不得了,是爱领袖嘛!她把毛主席的相片包了一层又一层,还拿给我看过。贺子珍不相信毛主席说的这些。认为叫她提高政治,要她工作和学习,就是要甩掉她,不行!结果吵了一架。贺子珍还和史沫特莱打了一架。有一次史沫特莱派翻译送东西来了,贺子珍一见到,气得很,说:“你又来了!”啪的一声打了她一个耳光。翻译回去后,史沫特莱也很生气,跑过来也打了贺子珍一个耳光。毛主席非常尴尬,非常尴尬。这一次毛主席觉得丢人了,但是妥协了。

  我也跟贺子珍讲,这个翻译就是崇拜领袖嘛!贺子珍还是那农村意识,不知道献花是外国人的习惯,很普通的事。当时史沫特莱给斯诺写过信,告诉他毛主席的夫人不讲理,打了她的翻译吴光伟一个耳光。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来中国时提出要找女红军谈话,杨尚昆就推荐我和李伯钊同他谈。索尔斯伯里想了解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关系,就问到这件事。我不好回答。我是党员,谈话要有分寸。我就说,这件事我不知道。他又问毛主席和江青的事,我就讲是江青钻了空子;那时贺子珍去苏联养病,毛主席身边没有女人。江青是在马列学院学习,她就以讲课后有问题去请教为名,经常去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和贺子珍的感情也不太好,江青就钻了空子。索尔兹伯里说我讲江青钻空子,讲得好。

  所以毛主席叫我帮贺子珍,我就同意了,说可以帮帮忙。毛主席说,劝劝她,要她学习,提高一点。

  贺子珍人已经在西安办事处。我到西安办事处就见到了她。在去兰州办事处的路上,我一直给她做工作,劝她以后不要再为一些小事吵架。贺子珍说是毛主席不好,没有温情,就连我生孩子,他也不来照顾我。

  到了莫斯科,我们帮她找了个人,教她俄文,让她参加一点学习,学点政治经济学。可是她早上喊都喊不起来。我说,老师来了,有钟点的,你不起来,时间就过去了。她讲,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我说,你晚上又不熬夜,又不看电报,为什么不早点睡?她说,我同老毛搞惯了,早睡睡不着。她生活散漫,18岁结婚,学习没兴趣,文化又低,后来又生了个孩子,就带孩子,更不学习了。俄文学了半天学不懂一句普通的话,连吃饭这些很简单的话都不会说。她在苏联不肯学俄文,我在的时候还有我给她当翻译;我一走,她又不会说俄文,也够苦的。

  1939年初,任弼时交给我一份电报:是洛甫打来的,叫刘英和蔡树藩回延安,贺子珍、钟赤兵留在苏联学习。这时任弼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我那时不知道毛主席和江青的事,就劝贺子珍和我一起回去。我说一年多了,该回去了,毛主席身边需要人照顾。她说:我才不回去呢!在井冈山,我吃苦吃够了,我要在这儿享受享受,五年不回去。在莫斯科吃得好嘛!是吃西餐嘛!我分析,贺子珍是精神上受了刺激。她到苏联前已经怀孕,到了以后生下一个男孩,只活到六个月大就死了。当时她把孩子抱在怀里不肯下葬。我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又问她,带个信给毛主席吧!她说:你看洛甫给你写信,一写那么长;老毛写,就是几句话,就是要我好好学习,政治上进步,老一套;现在还不来信了,我不给他写信。到苏联后,贺子珍是给毛主席写过信,把照的相片寄给他看,也收到过毛主席的回信。贺子珍嫌信写得太简单,给我看了信,信上写:“贺子珍同志,寄的相片收到。身体尚好。望好好学习。勿念。”贺子珍从此不再给毛主席写信了。后来苏德战争一打起来,她也回不来了。所以毛主席不要她,贺子珍是有责任的。毛主席还是想挽救她的。

  任弼时后来告诉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了。为了照顾她的情绪,把姣姣(李敏)送到她那里陪伴她。解放沈阳后,贺子珍带着姣姣,想去看毛主席。毛主席怕和她见面吵架,没有见她,贺子珍就带姣姣去上海了。

  我头天刚从莫斯科回来,不了解情况,第二天就去找毛主席。去看毛主席的时候,我是同情他的。我跟毛主席讲:你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贺子珍扶不起来了,她也不想回来:你身边应该有个人,好照顾你。我不了解江青,只觉得她是文化人,演戏演得不错,又年轻又有文化,由她照顾一下毛主席也好。毛主席一听好高兴,说:你才是真正了解我的;好多老同志都反对我,说不应该同江青结婚;你要替我宣传宣传。他也不讲是洛甫反对。我说,为什么要反对?江青听我讲了这些,也竭力巴结我,拿东西来请我吃。我回家告诉洛甫我和毛主席谈的这些。他讲:这个事你不要管,王世英来信,反映江青在外面名声不好,浪漫,还拿来白区的出版物;好多老同志也反对。他又讲,我有这个责任告诉毛主席。洛甫给毛主席写了信,写得很简单:建议如果同贺子珍不和,可以另找个老党员,把你照顾好;同江青结婚不合适,老同志有意见,她的桃色新闻比较多,《大公报》都登了,为了党的利益,不要同江青结婚。毛主席见了信,当着江青的面拍桌子说,老子就要结婚,明天就结婚!他把洛甫的信扔到地上。这是通讯员回来告诉洛甫的。过了几天,毛主席同江青果然结婚了。他请了两桌客,就是不清洛甫。洛甫说,就是接到通知,他也不去。

  陈云当时是组织部长,找江青谈过话,说毛主席已经有老婆,要江青注意点。毛主席知道后生了气,说你这个组织部长怎么还管起我的家事来了。后来有人说,毛主席和江青结婚时中央对江青有个约法三章。这是无稽之谈。那时毛主席已经大权在握,谁能拦得住他结婚?

  丁东,丁东小群

搜尋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