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天安门广场上的流血惨案,已经过去了29年的时间。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场悲剧当时是否能够避免?它又对当代中国以及世界历史的进程,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德国之声中文网)"那场流血事件,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完全能够避免!" 柏林自由大学副校长、汉学家余凯思教授(Klaus Mühlhahn)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斩钉截铁地说道。他指出,当时中共高层内部有赵紫阳这样的主张与学生对话、让步的人物,而在示威学生一边,也有许多人主张通过协商来解决分歧。"然而,学生中有一部分人非常极端地想要牺牲自己。在政府一边,也是强硬派占到了上风。总体而言,双方都有着许多次达成让步与妥协的机会,但是双方最终都是极端派胜出,酿成了这场悲剧。"

具有中国官方背景的《环球时报》,其主编胡锡进当年也是在天安门广场上要求改革、呼唤民主的示威学生一员。他在5月28日通过其推特账号刊文称:"周围经历了六四的人,今天回头看,理性上大多觉得当时我们做过头了。认为知识分子当时有些幼稚、冲动,政府缺少处理经验,党内又出现严重分歧,导致了局势的失控。"

Zhao Ziyang Generalsekretär der KP China 19.05.1989 (AFP/Getty Images)

赵紫阳1989年5月19日前往天安门广场与学生见面。站在他身旁的是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

德国汉学家余凯思也进一步指出:"今天,我们可以从许多文献纪录中了解到当时学生团体内部的情况。他们中的'殉道派'想要通过流血和牺牲来唤起公众的注意。而另一边,政权里的强硬派则认为,当局已经做出了包括史无前例的与学生对话这样的让步,因此不能再继续示弱了,否则就会面临危险。"

镇压国家分裂?六四促成剧变?

然而,在如何评价六四事件的历史意义之问题上,作为中立第三者身份的余凯思,与中共体制内媒体旗手人物胡锡进的观点截然不同。余凯思在采访中说:"我们必须考虑当时的国际形势,尤其是东欧的局势。北京当局于是就认为,政权有被颠覆的危险。而学生则觉得,国际形势是在为他们助威,因此不断地提出新的诉求。1989年的春天,东欧地区其实已经有不少抗议活动发生。而到了1989年的夏天,北京的流血惨案,则对东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安门的血腥镇压,象徵着共产党政权最黑暗的一面,从而激励东欧的民众以更坚定团结的姿态走上街头示威、推动变革。"

 

余凯思指出,1989年东德示威最高潮时,执政党内以及社会上也有相关的讨论,大致就是指责当权者:"几个月前你们没有反对中国政府的血腥镇压,所以你们也敢在东柏林进行暴力镇压。所以我们(民众)不信任你们当权者是在真心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余凯思认为,天安门广场上的流血,对东欧剧变的不流血,有着相当巨大的贡献。"因为当时的东欧共产主义政权被普遍怀疑会采用暴力,所以他们明白绝对不能采取'北京路线'。另一方面,民众对他们的信任也因为北京的流血事件而丧失殆尽。"

胡锡进则认为,广场上的时光固然是今天依然会"让人心头一热"的青春记忆,但是"邓小平控制了局面、没让中国走上很可能已经把国家搞分裂的道路"值得肯定和庆幸。他在推特上写道:"理性上,大家又都觉得安定团结是对的,六四像颜色革命,错了。……只要改革开放被认定是一个伟大的时代,那场对抗就会被认为是一个危险的分岔。"

值得注意的是,胡锡进的这篇回忆文字,仅仅刊发在中国大陆网民无法正常访问的推特网站上。

 

中国独立政治学者吴强则反对胡锡进的"镇压制止分裂"之看法。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从历史上看,对人民的镇压、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对非暴力学生抗议运动的镇压,还动用了几十万的军队,这种血腥手段,在全世界都是空前绝后的,这是现代人类文明史上的耻辱。"他认为,制止国家分裂不过是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而已",事实上,镇压当局"更担心政党内部的分裂、担心执政党的解体,后来在苏东剧变中,我们也确实看到了政党崩溃的结果。"

吴强认为,这正是中共当局至今仍然拒绝平反六四事件的主要动机,"所以统治精英阶级的主体,仍然认为当初的镇压决定是正确的。这可以说是当前统治集团的心理。而胡锡进恰如其分地将其表达了出来。"

 

六四的得与失

与余凯思相似,吴强也认为,1989年中国的学生运动,直接点燃了东欧剧变,导致整个苏东共产主义集团的崩溃,"从这层意义上而言,89学生运动有着伟大的价值和贡献。"而对于中国本身而言,这场运动其实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短短3年之后,即冷战结束之后,作为拍板镇压者的邓小平,也是最早意识到这样一种极权国家体系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亲手通过市场经济改革,至少是部分埋葬了他亲手打造的一套极权主义体系,并转向成为了威权主义政权。这也是89年学生运动的另外一个历史价值。对于中国人民今天所享受到的有限市场经济、有限的自由、有限的财富,89学生运动其实有着巨大的历史贡献。可以说,中国人民今天所享受到的一定程度上的幸福,全赖89年学生运动所赐。只不过许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而是被92年之后去政治化的中国社会以及中共的遗忘策略所模糊了。"

Prof. Dr. Klaus Mühlhahn ( FU Berlin/Bernd Wannenmacher)

柏林自由大学副校长余凯思教授

而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副校长余凯思看来,六四事件留给中国的,更多的还是遗憾,而非贡献。"六四事件的悲剧性,不仅仅体现在天安门广场上消逝的生命。对于中国而言,它丧失了和平政治转型的机遇。由于天安门的流血,中国政治改革的选项被锁死了几十年,直到今天。并不是说要让中国向东欧国家那样彻底改朝换代,而是说改革的机遇错失了,甚至说由于流血事件,政治改革本身也成了禁忌话题,无法进行公开且广泛的讨论。政治改革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无解,也许今后还将继续无解。这是中国为六四事件付出的巨大代价。"

作者 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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