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川(左二),1958年

几十年来,中国每个公职人员都有一份档案,经历越长,纸袋越厚,多是记载人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态和检讨。它让你的表态监督着你;让你的检讨像磨盘一般压着你;让你在精神上罪人一般地活着。文革结束后,在平反冤假错案时,大量干部档案里的黑材料被销毁,这对于人们的身心实在是极大的解放。

但是,当人们对历史的荒谬有了一种共识后,我倒觉得,那些属于过去的档案材料,是非常有保存价值的。它会让以后一代代人知道我们的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以往的史书,经过“当代人”的撰写与阐释,已经滤去了很多属于历史的真实和细节,就像现在新一代学者谈论文化革命,判断那时的人和事,总让人觉得与过来人的切肤感受隔着一层。那么最能还原历史真相的是什么?就是那些原始的档案材料。我们对前苏联的很多人和事件的重新认识,不都是来自于他们的解密档案吗?

最近,读了《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一书,坚定了我的这种看法。尽管郭小川的女儿因发表这些几乎损毁了父亲全部尊严的文字,心情非常沉重,我还是觉得每一个读过此书的人都会受益匪浅。

这本书是著名诗人郭小川从1959年开始到“文革”中的大约十篇“检查交代”书(郭对自己的检查和别人对他的批判都有底稿和记录)。它让我清楚了有关文艺界运动中的很多历史细节。比如郭小川曾受命给“丁、陈反党”集团写定案结论,因他从群众反映的事实出发,所写得结论不符合当时权力中心的意图;又因他想调出作协,便招致严厉的批判和斗争,罪证之一就是同情“丁陈反党集团”,从此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检查,直到文革之中。从他的历次检讨中,我对“丁陈反党集团”案从发动、甄别、到丁玲等人再次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过程中的疑点搞清楚了,因为郭小川的检讨依据自己的日记记载下了这一过程。

但最使我震惊的,还是我在这些检查中,看到了一个诗人因为想搞创作,并努力进行艺术探索,所受到的百般的精神折磨。这种折磨不仅是对他的诗作的无理批判,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负有行政领导职务的干部,因念念不忘创作,而被指责为“丧失立场”、“政治退步,个人主义膨胀”、“和党闹独立性”。

郭小川在延安时代就开始写诗。1955年他以激情澎湃的组诗《致青年公民》成为风云一时的政治抒情诗人。由于他的诗作,更由于他在批判胡风、批判丁玲等政治运动中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态度,1956年他从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任上被调到作家协会任秘书长。直到1962年他不堪忍受作家协会的精神酷刑,调到《人民日报》任记者。

《检讨书》中记载了文艺界党内对他组织的批判:


“郭小川同志在作协四年期间,共写了一万余行诗,出了五本诗集和一本杂文集,但仍然叫嚷创作与工作矛盾,叫嚷不能合法地创作。”他“轻政治,重业务”“花了很大精力去写东西”“开自留地”,“究竟把主要精力放在哪里去了?”“小川的一本书主义,是受了胡风思想的感染,要成名成家,写呀写呀,就发展成了个人野心。”而他所提出的“创作与工作的矛盾”实际就是“个人与党的矛盾”。

郭小川写于1957年的长诗《一个和八个》,曾拿给《人民文学》和《收获》,因嫌尖锐没能发表。他又给周扬,希望听听这个主管文艺领导的意见,一两个月后周扬说,没有看。郭小川决定先放放,若干年后再说。不想,被内部印出,展开批判。我曾经就郭小川的《望星空》和《一个和八个》等作品在1959年受批判的事情,向当年的党组成员、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先生请教。张先生说:反右斗争时,我们党组的几个人觉得郭小川作为秘书长很不积极,一心想创作,就想批评批评他。《一个和八个》当时觉得是反党情绪的发泄。但《一个和八个》没有公开发表,就在内部批判了。郭小川在57 年反右和59 年反右倾时也写过一些好作品,为了帮助他,我们专门选择了他的《望星空》来批评,并且是由我化名写的公开批评文章(大意)。张先生意思是,这样一来,既批评了他的个人主义、消极的情绪、思想右倾,又不至于因《一个和八个》的严重性质整倒他。而据我所知《望星空》得以发表,也是因为要组织批判它。

郭小川说:“我这个人历来是怕党内斗争的,人家攻击我,我都可以忍让,我历史上从来没有跟谁闹过不团结,也从来没有在我提议下发动什么原则斗争……。”有丁玲的前车之鉴,他很害怕,就一次次地检查,但总不能过关。

下面我们来看郭小川的检讨,看他在行政干部与诗人的角色转换中如何痛苦地折磨与扭曲着自己。

郭小川说,他到作协工作不久,感到有些自卑,因为有人说:“作家协会的工作,让非作家来领导,简直是笑话。”郭小川觉得有些人看不起他。于是他想“最好是离开作协”;“不离开的话,为了搞好工作,也得搞创作。”“四年来,我搞创作不算不用功,不算不辛苦,为了搞创作和做创作上的准备,几乎用一半以上的星期天和每个没有工作的晚上。……到了我写出并发表了《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以后,我在创作上的信心大为增长,我觉得我找到一条独特的创作道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我认为,只要按照这条道路再探索下去,我可能有很大的成就,换句话说,有成为大作家的希望了。”这有什么不对呢?但郭小川“认识到”:“现在看来,这是多么可笑的低级趣味!搞创作,难道只是为了使这些人心服这个渺小的目的吗?那时却是这么想的。……根本原因是成名成家的思想……。”

这是郭小川的第一次检查。以后他数次检查仍然要提到他的个人主义的创作。一次次上纲,直到“文化革命”他的检查是这样写的:

丁玲“她是一本书主义,我也是一本书主义;她是把个人置于党和群众之上,我也是;她是极端个人主义者,我实际也如此。她的《我在霞村的时候》的主角和我的《一个和八个》的主角简直差不多,都是不满足于党的审干和怀疑,作者的同情都寄托在他们身上。她的《莎菲女士日记》和我的《白雪的赞歌》也基本上相同,所描写的都是那种与集体事业不相容的人物。而作者的同情又都寄托在她们身上。最重要的还是目的一致,她要当大而又大的作家,我也如此。在这一点上,我怕她垮掉,也怕艾青、泰兆阳、康濯之流垮掉,因为他们的垮台,就预示着我的可能垮台;他们的存在和发展,就预示着我的存在和发展。”

郭小川的检查到这时已经是强弩之末,他只有向早已经下马落荒的作家靠拢。正如他所说:“虽然我不一定看得起他们,但我同他们的命运是相同的。”因为他们生存在一个相同的文艺体制中。

他的说法继续上纲:“一个被党和群众怀疑、被群众看成敌人的人,是非常痛苦的,但我却不去考虑自己犯了罪,或者自己有什么问题还没有交待清楚,更不去想这是阶级斗争所需要,也不去想象我这样的人的严重危害性,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的罪人,是贩卖资产阶级的精神鸦片的贩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吹鼓手……我的毒草《一个和八个》就建立在这种思想基础之上,我原意就是要写一个遭受到在我看来世界上痛苦最深的人,也就是受党审查的人。要写他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坚强,也就是抵触审查和对党不满的人。这就是我的灵魂大暴露。”

让一个不是作家的人领导文艺不行,而念念不忘自己是作家、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不愿意把大部分精力都搞了那种整人的“事业”,也不行。这不能不让人反思,当时的体制,是一个能够孕育大作家大文学的体制吗?有人提出,这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为什么没有出现前所未有的大作家?通过郭小川这些违心的检查交代,我们可以真切地体会到,中国的文学自下而上在什么样的气候和土壤之中。

这些属于档案一类的检查,就像一面镜子折射着那个让普通人扭曲,也让作家扭曲的时代。它们会有损于个人的声誉吗?不!正是它们能让我们看到在一定历史格局中,人的心灵和人格真实的一面。

邢小群,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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