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訪日獲頂級規格接待,並不表示中日關係會全面好轉。中日在安全保障問題上缺少互相信任,構成兩國關係改善的最大障礙。

超訊June
《超訊》2018年6月號

除了朝鮮半島局勢的變化,最近還接連發生了好幾件和中日關係有關的大事。

4月15日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訪問日本,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進行了會談。16日上午,時隔八年中日經濟高層對話重新啟動,下午王毅外長又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會談,交換了意見。

5月4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約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通電話,就中日關係和朝鮮局勢交換了意見。

5月8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訪問印尼後又去日本東京參加第七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並在會議之後作為公賓對日本進行了正式訪問。

安倍送李克強到登機舷梯口

按照日本政府的禮儀規格,「公賓」應該次於頂級客人的「國賓」,但李總理這次所受到的接待則完全是頂級規格,甚至可以說超出了絕大多數國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全程陪同了李克強總理的訪問,不但一同去了東京之外的北海道,而且在李克強總理結束日本之行,從北海道的札幌新千歲機場乘專機回國時,一直將他送到了登機舷梯口握手告別。這是出乎尋常的,安倍還從未有過這種最後把外國首腦送到舷梯口告別的舉動。

於此同時,包括中國民族主義排頭兵的《環球時報》在內的中國傳媒都充分報導了李克強總理的這次訪問,顯得十分重視。而且各傳媒紛紛發表主張改善中日關係的言論,《環球時報》甚至認為:「兩國官方要承擔起引領民間友好互視的責任。事實證明,營造中日友好氣氛靠民間打頭陣是不牢靠的」,認為中日關係不好是一種「戰略消耗」,很符合該報那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習慣。

中日關係會不會因為幾個外交動作就真的全面改善還存有疑問。實際上造成中日關係在這十幾年中後退的原因並沒有消除,還有所增大。而且在經過了這十幾年後,中日之間的相互關係和外部環境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日關係已經無法簡單地退回到十幾年前的那種「友好」,只能說恢復正常交往,而這種「正常化」,也只是新的環境下能夠滿足雙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的正常化。

從理智上來說,東亞三國完全理解相互關係的重要性,三國早在2008年就已經同意建立了領導人每年定期會晤的機制,但是在2013、2014和2016、2017年,這種三國領導人的定期會晤都沒有能夠舉行。這個事實就說明了東亞三國因為背負著的沉重歷史包袱以及面臨著的複雜現實環境而在不少問題上缺少共同語言,很難採取共同行動,特別是在安全保障問題上更是完全缺少互相信任,這就構成了關係改善的最大障礙。

就中日兩國來說,外交關係的主動權從二戰之後就基本上掌握在中國手裏,因為參加過戰爭的那一代日本人知道在歷史上發生過什麼,而且他們對日本人在戰爭中的所作所為還有悔悟,再加上當時中國在經濟上全面落後於日本,需要日本的幫助。當時的日本人樂於幫助中國發展經濟,既是出於一種愧疚,同時也能夠滿足其經濟利益。所以一般在中國發出要改善中日關係的信號後,一直在等待著這種信號的日本人會很快地作出反應。


中日經濟比重發生重大變化

但是隨著中日經濟比重的變化,中日關係對於兩國的意味也都在變化,對於中國來說中日友好不再是像過去那樣的重要外交目標,而日本方面也不再把中日友好看作是一種現實的可能了。前幾年,中國變成過剩國際資本的幾乎唯一的去處,人們發現政冷經熱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中國在接受日本的投資和產能的同時,對日本的視角和評論也更加嚴厲,批判日本在中國成為了一種政治正確,甚至在2005和2012年出現兩次反日高潮,部分地區甚至發生打砸搶事件。

應該說那些打砸搶事件惡化了日本人的對華感情,使得不喜歡中國在日本也成為了政治正確,甚至一些對華一直友好的在野黨都力圖和中國劃清界限,在釣魚島這樣的敏感問題上紛紛表態。雖然在野黨對歷史問題的看法還沒有發生變化,但因為隨著親歷戰爭一代人的不斷逝去,新一代日本人對「歷史」很不敏感,承認歷史事實並不能帶來責任感。戰後出生的首相安倍晉三就在2015年戰後70年的談話中就明確表示,日本戰後出生的人已經超過總人口的八成,這些與那場戰爭沒有任何關係子孫後代不能再背負繼續謝罪的宿命。應該說這種說法反映了日本的一種民意。

所以現實上還沒有出現中日關係全面變化的實質性契機,不少日本人把這次中方的主動示好認為是一種基於功利的行為,是在和美國打貿易戰的時候出現的一種短期戰術行為,他們並不認為中方有戰略性變化。

如果僅僅把視點限制在經濟或者投資領域,中日關係全面回暖的可能性也確實不很大,因為日本需要繼續向中國轉移的產能已經沒有了,而且中國現在製造業投資的環境也比其十幾年前來有所退步,中國自己就在向東南亞非洲甚至拉美轉移產能了。

日本在高科技領域提防中國

但中國真正需要的日本又不會提供。日本在半導體、機器人、材料科學等方面還在世界領先地位,但因為瓦森納協定的限制以及日本對於自身產業地位的顧慮,對於技術轉移或者提攜很長謹慎甚至拒絕。中國商界代表在訪日時一般都能得到很熱烈的歡迎和接待,但是半導體行業的代表就無法得到這樣的歡迎和接待。再比如中國對日投資和日本對華投資完全不成比例,這裏面的問題主要是在於中國對日投資在幾個領域受到了限制,不受限制的領域不能吸引中國投資,能吸引中國投資的領域往往因為瓦森納協定或者是日本自己處於安全性的考慮而拒絕中國投資進入,這次東芝半導體部門拒絕中國資本的併購就說明了這種情況。

如何減輕雙方在安全方面的疑慮才是中日改善雙邊關係的關鍵,比如說中國能不能嘗試在日本人最關心的被朝鮮綁架的日本人質問題上發揮一下中國對朝鮮的影響力開展斡旋,爭取找到一個日本和朝鮮都能夠接受的解決方法,如果在這個問題上能夠得到突破,不但日本人必須投桃報李,而且對改善整個東北亞局勢也大有幫助。

文/俞天任,《超訊》2018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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