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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网络图片)

“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摘自陶行知先生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应特别重视农村的教育,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陶行知

 陶行知先生一生遭际,有过两次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一次是在民国时期,从被通缉的钦犯,不得不远走日本避祸;到1936年7月,他担任了救国会的“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亚非26国(也有说是28国的),争取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虽说这次是以救国会的民间代表身份,但总是中华民国政府治下中国人的代表。

另一次是在共产党执政前后,从被尊为万世师表,现代的圣人,到被作为封建势力的代言人,被口诛笔伐,全国声讨。

两次乾坤颠倒般的变化,都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当时的政治风向标,是研究当时时局变迁,不可绕过的话题。研究它们不仅可以看清那一段历史的真相,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这一切皆因为陶行知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颇受各界关注的重要人物,包括国共两党。两党对陶有时针锋相对,有时却又几乎一致。其中最典型的事件,应该是陶行知之死,在全国引起惊天波澜了。

平民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在乡村建设问题上,与晏阳初先生并称为“南陶北晏” 的陶行知先生,于1946年7月25日在上海突患脑溢血,猝然逝世,终年仅55岁。备极哀荣,成为1946年下半年中国社会的一件大事。

在中国国内,各民主党派,各地各界人民团体和教育界千万群众,从7月底至12月初,长达5个月时间,上海(7000多人)、重庆(2000多人)、延安(各界代表2000多人)、南京(2000多人)、香港(近千人)等地,相继举行大规模的悼念、公祭活动。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南京《联合晚报》、上海《申报》等大报用醒目大标题长篇报道各地的悼念活动,还连续发表了胡乔木、钱俊瑞、吴玉章、何其芳、华岗、张友渔等众多知名人士的回忆和纪念文章。

在国外,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克伯屈、罗格等,给陶行知治丧委员会发表唁电,称陶先生“其功绩,其贡献,对于中国之大众教育,无与伦比。我们必须永远纪念并支持其事业。”

印度诗人、哲学家和民族主义者泰戈尔称“陶行知不仅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教育家,也是一个勇敢的出色的反法西斯斗士。”

美国学者傅理曼在《悼陶行知》一文中说“陶博士的主义与理想是世界性的,……他的事业对于世界历史中的进步传统具有巨大的贡献。陶博士是我们这个紊乱霸道的世界经过多年所产生的少许文化人物之一。世界上像陶博士一类的人物实在太少了。”

在众多国际友人的悼念中,我尤为关注菲律宾毕侨杨静桐先生的祭文《悼陶行知先生》。他说“他创造了生活教育颠扑不破的理论体系,他反对过去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他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法;并且反对由上而下的‘训’育制度;他主张跟人民学习,跟小孩学习;他主张教职员、学生、校工一律平等,他更主张中国人民大众要过民主生活。” 杨先生特别关注到陶先生在平民教育上的成就,这也是陶先生在乡村建设问题上的巨大贡献。

人们不禁要问,陶行知何许人也,为何寿终正寝之后,会受到各地各界,乃至国际名流如此的敬重与怀念?更为难得,几乎是空前的,悼念活动居然绵延五个多月之久。有点不可思议的是,当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八年抗战中,有多少仁人志士,包括像张自忠、戴安澜这样的爱国将领,为国捐躯血洒沙场,都没有得到过如此的哀荣。

当然这样的比较,并无意义,所有为中华民族做过贡献的人,不分职业、职务,乃至党派、阶层,都值得后人永久的尊敬与怀念。但是,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可以研究探讨。研究陶的哀荣,并没有贬低其他爱国志士的为国家为民族赴汤蹈火,慷慨捐躯的英勇壮举。

一个现实的话题是,为什么对-位寿终正寝的名人追悼纪念活动,为何会绵延这么久?当时战后的国民政府,共党的边区政府,都在干些什么,为何会投出那么多财力物力和时间,去悼念陶先生?陶先生地下有知,会坦然接受吗?当然以陶先生的睿智,他定会看清,这场表面上似乎惊人-致,对他的悼念与赞颂,背后却是两党政治和舆论的大博奕,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共产党人借陶逝世的契机,发动的一切舆论攻坚战,为的是俘获人心,蓄积力量。

1946年7月是什么政治形势?经过八年的与日寇的浴血奋战,做出重大牺牲之后,终于在-年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全国人民热切盼望的结束内战,两党能真诚合作,建立一个统一的,实行民主宪政的国民政府的愿望,并未能实现。战后重庆会谈,蒋毛签定的双十协定,只是一纸空文。双方都在厉兵秣马,积蓄力量,准备一举歼灭对方。

果然一年后的1947年月,残酷的三年内战开始了,又是国人重蹈战争的劫难,又是千百万黎民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数十万人的牺牲,换来的也只是政权更迭。

虽然陶行知先生逝世前后,很多人都能看清,国共双方皆剑拔弩张,虎视眈眈,早晚必有一战。事实上从抗日战争开始,虽曰第二国共合作,但摩擦一直不断。抗战结束后,随着共军势力日益壮大,更是战火连年,和平一天也未实现过。

但是,1946年毕竟是两次大战间的间歇期,双方和平的口号还在呼喊着,由美国特使马歇尔主持的马、张(治中)、周(恩来)谈判,还在时断时续地进行着。善良的国人,总希望谈判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有结束内战,走向和平的可能。而国共两党的决策者,当然都能看清当前形势,都知道人心可用。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那民心民意是什么?当然是民主、自由、宪政、人权、平等,及和平的环境,生活的保障,乃至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等等。没有一方会说自己的政权,奉行的是专制独裁,要奴役剥夺百姓,不给百姓生活保障和种种自由,要是那样这个政权必遭唾弃,未战先败。

事情借陶行知之死而暴发,也决非偶然,换一个角色,可能就没有这个结果了。

这要从陶行知先生的身世,和其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说起。他一生在哪些方面,有过杰出的成就,对当时和后代,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在国共两党长期争斗中,陶究竟站在哪一边?更令人疑惑的是,共产党夺鼎后,对陶这个历史人物,在尽力吹捧,几乎已是“盖棺定论”之后,舆论忽然反转,由大赞到连番声讨,为何能发生如过山车一般的变化,而且至今也还没有结论式的意见?就不能不令人做多方面的反思了。

先说说陶行知称得上是辉煌的一生。以下资料来自网上,都是事实,毋须一一注明。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一个贫寒的教师之家。。原名文浚,大学期间推崇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取名“知行”。

1909年,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

191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毕业后他赴美留学。他先是在伊利诺大学学市政,半年后便毅然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在他写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他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

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开始他富于创意而又充满艰辛的教育生涯。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他特别重视农村的教育,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

1917年年底,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教育权利,推动教育改进。

1923年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后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推动平民教育运动。这也是陶行知先生在乡村建设事业上,开始做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贡献。

1926年起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1932年创办生活教育社及山海工学团。设想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来改善人民的生活。

1927年3月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创办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

1932年,他又创建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进行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民权训练、生育训练等,还开展小先生运动。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古圣寺创办了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1941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5年,陶行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同年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其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著名口号,被毛泽东和宋庆龄等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和“万世师表”。

1946年4月,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在他生命的最后100天,他在工厂、学校、机关、广场发表演讲100余次。

1946年7月25日上午,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受好友李、闻事件的刺激又过深,突发脑溢血,周恩来、邓颖超、沈钧儒等闻讯赶往探视。但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于上海,享年55岁。

看看陶逝世时,毛泽东和毛等代表组织,对陶逝世的态度。那也是有正式文献记载的,也几乎家喻户晓。

周恩来在上海于陶行知逝世当日即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噩耗称:“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救的损失。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当天,以毛泽东与朱德共同署名的唁电称:“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毛泽东又为延安举行陶行知先生追悼大会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毛泽东和宋庆龄等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和“万世师表”。

郭沫若曾赞道:“二千年前孔仲尼,二千年后陶行知”。

好一个“万世师表”和什么“古孔仲尼今陶行知” !孔子之后,从哲学意义上看,堪称圣人者,似乎只有一个孟子,还是“亚圣”。尔后一些儒家信徒们,不问是董子董仲舒,还是朱夫子朱熹,能被称为‘子’,或‘夫子’者,已是无尚荣耀,从未见有人僭越,敢自称圣人;虽说历代皇帝老儿,开口闭口子民们都说是圣言圣意‘圣旨’,但有哪一个皇上,敢自称为圣人的?谭嗣同一言以蔽之,‘两千多年所有的皇帝都是贼!’都是窃国大盗!古往今来,也大概只有毛泽东郭沫若这样的狂热分子,敢这么胡吣乱侃。陶行知先生也是一位知进退,有自知之明的人,如果他地下有知,也一定会怵惕不安的。

有人会说,不就是对死人的几句溢美之词嘛,何必较真呢?那些死人讣告上,尽是这些玩意,包括那些生前作恶多端的人,追悼会上还不是被说成一枝花。何况陶行知先生,毕竟一生做过许多好事,夸奖几句有何不可呢!

但是,谁能想到,就是这位刚被执政者最高领袖毛泽东,封为“万世师表”,头上顶着接近圣人的光环的人,一夜之间,还是这个毛泽东,又一脚把陶先生踢翻在地,又发动他的属下和信徒们,对其口诛笔伐、恶语中伤、栽赃诬陷、任意丑化。对一个享有盛誉的知识分子,为何在建国前后,对其评价有如此云泥之别?发现了陶行知有什么反共反毛的言行了吗?没有!是蒋家王朝的帮凶吗?非也,陶先生可是一贯的左派。公德私德有瑕疵?圣人嘛, 怎么可能!那毛泽东为什么要批陶, 老糊涂了吗?不怕舆论谴责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他背信弃义?不!毛一点也不糊涂, 毛决定批陶是1950年, 毛刚57岁,正是盛年。纵观毛的一生, 毛在处理重大人际关系上,  从没有糊涂过!尤其是在关系到他切身利益时,历来都是心狠手辣, 赶尽杀绝!如果一定要说对某人某事有何区别的话, 那也只是在阴谋诡计和明目张胆之间, 各有所侧重而已。

话虽这么说,但总得找个由头吧。几年后的反右,不是还玩了一把“引蛇出洞”的“阳谋”嘛。由头永远都是会有的,而且还能说得冠冕堂皇、理直气壮,要么毛泽东怎能是搞运动的头等高手呢?就说批陶吧,陶先生不是早在1944年就吹捧过乞丐兴学的武训,并提请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编导孙瑜,将武训的事迹拍成电影嘛。虽说电影《武训传》1950年才拍成公映,姓陶的也罪责难逃!怎么下手呢,陶毕竟-直是正面形象,要迂回-下,不要太突兀,要让人们思想上有个准备。那就先集中火力批武训。明眼的人都知道,一个要饭的有什么好批的,是明在批武实在批陶。开始未点名,后来批着批着,调门愈来愈高,就指名道姓了。

都批些什么呢?也大有学问。开始只从教育思想上说“陶先生的教育思想虽然并不完整,并且因为受杜威思想的影响而包含某些重要的弱点。”此言颇留有余地,弦外之音还是承认陶先生在教育事业上是有贡献的,只是“包含某些重要的弱点” 而已。

接下来批陶的美国导师杜威,就有些挖陶先生根基的味道了。《人民教育》1950年10月号和11月号,发表了曹孚的《杜威批判引论》长篇论文,说杜威:“第一,杜威的教育思想支配中国教育界三十年,他的社会哲学及一般哲学,在一部分中国人中间,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二,杜威的理论,立场是反动的。不过那时还给陶先生留了一点面子,也只说“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体系,最后是超过杜威主义的,但其早期主张,例如,做、学、教合一的主张,显然是受过杜威的影响。”

接下来借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批陶的调门也越来越高了。先说影片“缺乏坚强阶级观点与正确的历史观点”,有“很多糊涂观念”。后来就直言不讳了。1951年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发表杨耳的《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一文,断言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是“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不管是‘今天’或是‘昨天’,‘武训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扬的,也不应当表扬的。5月16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了杨耳的这篇文章,调门又高了八度,在新加的按语里直指武训是“封建统治维护者”,影片《武训传》的要害定性为“三个污蔑”:一是污蔑农民革命;二是污蔑中国历史;三是污蔑中国民族。一个靠乞讨办学的武训,说他不赞同在农村搞暴力革命,还能扯上一点边,而党国首席喉舌《人民日报》,居然连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这样的大帽子都扣上了,想干什么呢?是杀一儆百吗?新政权初建,就来这一招,中国的知识分子还能有自己的声音吗?

事情依然没完,重要时刻,主帅毛泽东登场了。5月20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尖锐地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經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还说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41页)这是毛泽东在文艺领域首次向资产阶级开火。

这才是问题的要害。至此关于中国广袤乡村的建设与变革的百年之争,或曰以“民国乡建三杰” 和“南陶北晏” 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毛泽东彭湃为代表的“革命派”的争论,49年政权更迭后,正式拉开了帷幕。

其实这场争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早以开始了。只是毛在获鼎后,毛们利用获取的权力,疯狂地推行而已。

在毛泽东们眼里,处处当然也包括广袤的乡村,都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一切都是封建的,腐朽的,都要彻底打倒。要以暴力革命方式,消灭私有制,还要和所谓旧传统,做什么彻底决裂。别管这种歪理邪说,带来的都是灾难、仇恨、杀戮、动乱,和经济衰退、文化没落、道德沦丧,以后在全球都破产了。但毛泽东就是靠它起家的。别看毛统治中国数十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数千万百姓都惨死在他的高压之下。但是,毛本人及其利益集团,确实依仗这些歪理邪说,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包括一切物质上的,精神上的,乃至治下百姓的人身,都成了毛泽东们的囊中之物,可以供毛任意挥洒消费,能说这不是他们眼中的成功吗?

所以,一切有关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及消灭私有制与传统决裂等等歪理邪说,都是毛泽东们奉为神灵的传家之宝。而毛得以发家的所谓农村包围城市的广袤乡村,更是毛的卧榻和禁脔之地!流氓皇帝朱元璋说,卧榻之地,岂容他人酣睡;流氓女皇武则天养的面首张易之张宗昌们,就是女皇的禁脔。才女上官婉儿想要染指,也只能是死路一条。

因而,在乡村建设问题上,不问你是“民国乡建三杰” 的卢作孚晏阳初梁漱溟,还是“南陶北晏”的陶行知,只要你的理论和实践,与毛泽东相违的,任你做出个多大成就,都是错误的,反动的,都不会有好下场!也许有人会说毛不是夸奖过陶先生是“万世师表”吗?在延安举行的陶行知追悼大会上,毛泽东不是亲笔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能说那时毛泽东对陶行知的思想和学说不了解吗?怎么眨眼功夫,又反动了呢?那有什么奇怪的,彼一时此一时焉,这不正是流氓政治的特点吗?对毛而言,死几千万人都不算事,背信弃义算什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又算什么呢?

最后关于陶行知之死的有些事,也值得一说,以便我们对陶本人,和那个时代,多一些了解。陶行知先生以教育家名世,尤其在平民教育和乡村自治等许多方面,从理论到实践,都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如晓庄师范、育才中学等,至今还在受到关注。

应该说陶先生不仅是位著名的教育家,还是当时颇为活跃的社会活动家、思想家,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左倾思想家。这方面的影响,很多时候都超过了他教育家的历史定位。而且他的盛年早逝,都与此有关,故值得一说。

 首先陶的坚定反蒋,主要原因应该是思想和治国理念的分歧,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开始却缘于历史的一段偶然;1930年春,晓庄师范师生为抗议英商和记洋行工人被殴,举行游行示威。时值蒋冯大战,因陶行知与冯玉祥有私交,蒋介石断定晓庄事件是响应冯玉祥的反蒋行动,遂怒令关闭晓庄师范并通缉校长,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后通缉解除,过了一年陶行知才回到上海,从此更立志反抗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我们民间看法,就认为从一开始就结下了梁子,注定以后也不会走到一起。当然蒋和陶都是成熟的政冶家,心胸不会那么狭隘。陶的左倾往远处说,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全球经济危机,左倾之风甚烈有关,近-点说与蒋的清党滥杀有关。

陶行知先生与沈钧儒先生等,作为救国会组织的发起人,后来他们又共同组建左派团体中国民主同盟,是著名的左派领军人物。曾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宣 言,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936年7月,受救国会派遣,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宣传抗日救国,介绍中国大众教育运动。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并当选为中国执行委员。期间当得悉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的消息,十分气愤,立即联络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等世界著名人士联名通电蒋介石,营救七君子。有人说如果当时陶行知在国内,以他与沈钧儒等人的关系,和当时的氛围,‘七君子之狱’可能是‘八君子之狱’。这个可能是存在的。

 陶行知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受李、闻事件的刺激又过深。陶几次说过,他时时准备继李公朴闻一多之后,挨第三枪!这种可能也是有的。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在上海爱棠路爱棠新村13号突然去世。惊悉噩耗后周恩来匆忙赶到,陶行知的手尚有微温。许多民主人士猜测这可能又是特务暗害,那就是继李、闻之后的第三枪了!如果是那样,可能会引起全国性更大的抗蒋高潮!但是,经在现场沈钧儒行医的儿子诊断判明还属因脑溢血病亡。------去世当日下午,周恩来便向延安发电评价:“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假使陶先生临终时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应该说周恩来的判断,也非主观臆断,可能也是存在的。

如今陶先生已长眠于地下七十多年,与他相关的人和事,也随时间而流逝,其中的功过是非,谁左派,谁右派?谁救国,谁误国?留待历史评判吧。只是陶行知先生,没有想到的是,他义愤填膺准备挨的所谓‘第三枪’,终于还是有人向他开了,开‘枪’者居然会是称赞他‘圣人’的毛泽东们!陶先生地下有知,情何以谌。

我还想要说的是,1946年7月并不遥远。仅仅十年后,笔者偶然有幸,与声名显赫的七君子家长沈钧儒老先生,和他长子留德的医学博士沈谦医生,就是那位诊断出陶行知是死于脑溢血,而非如许多人猜测的特务暗害的行医者。还有沈三子画家沈叔羊先生,秘书王健先等沈老一家,有过数月的短暂相处。那已是1956年盛夏了,沈老-家来黄山避暑小住,其健康本由沈谦医生负责,但沈医生心肌功能欠佳,其后登山保健的职责,居然落在我这个中专刚毕业,在黄山疗养院任职仅一年,年仅19岁的小医生头上。那年沈老已是82岁高龄了。1956年的黄山设施简陋,高山上电信不通,无医疗设施,山路陡峭,险象环生,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好在当时年少糊涂,也就糊涂过来了。沈老离黄山前,还有幸合影留念,更有幸的是获得沈老赠我墨宝一帧,有研究者说,此乃沈老生前赠人书法作品,最后一帧。我极为珍视,在沦为右派二十余年的流浪生涯中,一直随身携带着。可惜十年前寓居广州时,竟然被贼偷了,是终身遗憾!笔者网上有文,记述此事。

因为有过这么一段短暂的经历,所以在研读现代史时,颇多关注一些与沈钧儒先生有关的人和事。比如与陶行知。曾想过陶行知先生如果健康活到1949年之后,他的人生遭际会如何?会和谁的命运更相似?是沈钧儒吗?不可能!沈钧儒没有在乡村建设教育等问题上,犯过毛的禁区,就是未动过毛的奶酪。且沈的资历更深些,民国时就做过最高检察长,49年后任最高法院长,按夺鼎前边区政府人员组成所谓三三制原则,很平常。不过陶行知如果逃过57年一劫,以后和沈老一样,在全国人大付委员长位子上终老,则是可能的。会是史良吗?史不如陶的号召力,而影响力和风险常结伴而行。会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吗?很难说!但能当一段时间的部长,是可能的。后来的命运,不会比前三位部长更好一点,关键问题还是陶行知在农村上,动了毛的奶酪,犯了大忌!等于是有了前科。事实也是他们四位以后都中枪了,陶不同于前三位的,也只是身后而已。但从少了当面批斗的羞辱,和不须要写那无休无止的检讨交代,也不必再去检举揭发他人‘罪行’等事来看,陶比前三位还是要幸运一点的。

茆家升,民主中国。原标题为:乡村自治问题研究之五——“南陶北晏”之陶行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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