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北大社会学系退休教授)

看过林建华校长的道歉信,我同很多网友一样,认可其文风质朴和态度坦白。但是也正是从其坦言中,我发现了一个远比白字更大的问题。

先说白字。念白字是中国文化中司空见惯的事情。有几个人敢说一个白字没念过。我上大课点名时常常见到不认识的字,索性直接问该同学:你名字中的哪个字念什么。而林校长的问题有二。其一,如网友说,鸿鹄不是生僻的词汇。其二,为重大仪式的致辞,事先要精心准备的。戴高乐和丘吉尔的即席演讲能力举世闻名。戴高乐的儿子对记者透露底细:“我爸爸一辈子都在准备演讲稿,他和丘吉尔的差别是他承认,丘吉尔不承认。”为准备陈子明悼词,我之前最少念过五遍,而且在稿子上标出了重音。我的不幸是,偌大的灵堂中居然不给麦克。让一个在发声上精心准备过轻重抑扬的人,措手不及。文化水平既定,苛求何益。我的谴责是,这是有备而来的发言,不是对即席突发的应对,阁下是怎么准备的。有不够敬业之嫌啊。

但与道歉信中所暴露的另一个问题相比,念白字就是小事情了。道歉信中他说:“真正让我感到失望和内疚的,是我的这个错误所引起的关注,使人们忽视了我希望通过致词让大家理解的思想:‘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能够让我们走向未来的,是坚定的信心、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直面未来的行动。’”如果不是他在这里提出,即使我读过他的庆典致辞,也很可能“忽视他希望通过致词让大家理解的思想”。而我以为“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是比念一个白字重要百倍的事情。

我们先从“质疑”说起。质疑是怀疑精神的体现。马克思在对他女儿的自白中说他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没有怀疑,何来问题;没有问题,谈何解决。密尔说:即使是一个千真万确地道理,经怀疑后接受,和当作教条来接受,是大不一样的。我们不谈怀疑精神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毕竟社会是有分工的。但至少,对一所大学而言,怀疑精神是至关重要,它当然会“创造价值”。而恰恰是在面对怀疑精神上,北大的多数教师们与管理者在认识上一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九十年代初叶,我到北戴河讲课,与时任北大副书记的林炎志住在一个房间。或许因彼此都有了解,虽初次见面,努力以朋友相待,相互刻意寻找公约数:我们都爱游泳,中学时代都是跑800公尺的好手。因此相谈愉快。返京时又是两人一同乘坐火车。车上他翻阅一本老教授回忆北大的图书,翻到张中行的那篇,指着其中强调怀疑精神是北大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一处,问我:怎么能这么说呢,这太不对头了吧。我已经忘了我怎么应对的了。只是记得,我听后首先是震惊,震惊在看待大学精神上,教授与管理者的深刻差异。应该说,林建华校长的坦率,让我们领受到更大的震惊。因为林炎志先生是私下与一个朋友切磋此事,而林建华校长是面对全校师生、乃至全社会,堂而皇之地宣讲“质疑无价值”的人生观、世界观。在一个错别字上,林校长可以立即道歉。我却很难相信,在价值观上我能说服他。但是这番道理我必须讲,因为这关乎北大精神之核心。

关于“焦虑”也说几句。家兄是建设部前负责人之一。一次他问我北大毕业生们的精神面貌如何。我说:我的研究生们多数是农村子弟,眼下几乎都是房奴,很多都是父母砸锅卖铁还要举债帮助他们买房结婚;尽管他们不和我谈这些,但我可以感到他们内心的悲戚。家兄听后叹气说:这是我们住房政策的罪过。他也算是住房问题的管理者,但他对国家住房政策能有多大作为呢。从朱镕基总理文集的最后一篇,我们可以看到他不赞同发展私人轿车,可是在任时他对此有过作为吗?难有作为也罢,但作为管理者对无可奈何的焦虑者说一句“焦虑不能创造价值”,是否分寸不当。

近期,敝人写于十年前的一篇旧文“丑陋的北大人”在网上传播。文中有这样一段话:“那一年我系一个学生的毕业论文中有虚假成分。答辩委员会的一致结论是推迟半年毕业,重写一篇论文。系领导在没有充分了解情况下否决了答辩委员会的结论。矛盾上交,一直吵到校级领导。我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在我们摆出全部情况,系领导听后放弃辩护时,校级领导却在连续两次会上,劝说我们宽大那位同学。他们大概不会想到,他们的声誉在多数与会教师的心目中一落千丈。这一幕令我们黯然神伤。古人云:国家兴亡,食肉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同在一个校园中,大家对北大名誉的理解与珍重竟存霄壤之别。”

系内矛盾上交到学校,与我们约谈的就是时任副校长的林建华先生。这是我与林校长的一面之缘。林校长当时态度平和、不站队。但过后教务部的领导竭力劝说这个答辩组的教师放行作弊的同学。因认为这是校方的意思,林副校长的形象在我系这些教授心目中一落千丈。

接下来披露一下过后发生的,也是我从未讲述过的事情。

当时是两名本科生涉嫌抄袭剽窃。有一名的论文好得出奇。参考书目中外文书几十本,更有海量的亲自调查的材料。答辩会上,这两方面都漏出马脚。最后一刻我问她:调查有录音或笔记吗,还保存着吗?她说有。我说:回宿舍拿一趟。只要有调查记录,任凭她论文中的其他不实之处,我都准备放行。但直到最后一个学生答辩完毕,她也没有回来。此时该同学已经获得美国大学的全奖。而答辩会上的结论是重做论文,延迟毕业。稍后该生又伪造了调查采访的录音。随矛盾上交,此事在我系师生中成轩然大波。在几方对峙,我坚持不退让之时——我的态度系内师生皆知,该同学来电话要和我面谈。我一再表示不同意面谈,她再三再四地坚持,最后她来到我家。见面后就说:我是作弊,我钦佩您的态度和眼光,我只对你一个人讲,我也必须对一个人讲出此事,不然我心里堵得慌。

在教务部和我系教师座谈会上,我只分析论文,不谈该同学和我的谈话,因为那是私人谈话,不该作为证据。经过激烈争论后,达成妥协:两名涉嫌剽窃者,刚才说到的那位延迟毕业重写论文,另一位放行通过。放行的这一位,日后到香港读书,一年后再次作弊被学校开除。如此结局,让人唏嘘。

拙文“丑陋的北大人”中那一段落的结语是:“同在一个校园中,大家对北大名誉的理解与珍重竟存霄壤之别。”这里加上一句:大家对北大精神的理解,也存霄壤之别。

林校长道歉信的结尾,表达了他对一个白字导致大家忽视了他的重大思想感到失望。我认同他的大小之别。愿与林校长和大家一同关注、讨论更大的事情。

郑也夫,于华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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