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和周有光是2009年相识的,那一年,李锐93岁,周有光104岁。

两位老人的相识缘于周老的一封信。

2009年8月的一天上午,我到李锐家串门,老人正在书房伏案写东西。见我来了,招呼说:“来,给你看一份材料。”我接过来看,原来是周有光寄给李老的一封信——先寄给《炎黄春秋》杂志社转给李老的。

这封信用圆珠笔写在横线信纸上,说的是让周老深为忧虑的一件事。他在信中说,当下中国的中小学生,尤其是小学生,因为课业负担太重,体育活动不够,睡眠严重不足,长此以往,对孩子的身心发展极为不利,希望有关部门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信写好后,周老不知道该寄给哪位领导人还是哪个部门,因此就给李锐写了另外一封信,请李锐代为转呈。

我看完信,对李老说:“周老反映的是个大问题,但这个问题恐怕不太好解决。”这时,李老问我“周有光你知道吗?”我说:“当然知道,周有光是个大学者,是语言文字学家,汉语拼音就是周老他们几个人搞出来的。”我继续说:“沈从文是周有光的连襟,他们的夫人是亲姐妹”。听我说了这些,李老笑着对我说:“哦,你比我厉害,我对周有光不熟悉,这些我都不知道。”

接着,李老问我:“你觉得周老这封信转给什么人比较合适?”我说“应该转给教育部吧?”李老沉默了十来秒钟,说:“这种事恐怕教育部一家解决不好,我转给温家宝,让他出面来协调吧。”

李老说干就干,提笔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了一封短信,也就四五行字。连同周老的信,装在一个大信封里,说下午就让秘书发出去。

等李老忙完了这些,我对他说:“周有光是我非常喜欢的大学者,我准备近期去看看老人,顺便把信的事儿也给周老说说,告诉他您已经把信转出去了。”李老听我这么说,很高兴,说“好啊、好啊,那你代我向周老问好。另外,我送两本书给周老,你也一块带去。”说着,李老找到自己手头的两本书,一本《龙胆紫集》,一本《何时宪政大开张》,题了签,交给我。

8月29日上午,我带着放暑假的儿子,一起登门拜访了周老,告诉老人,他的信李老已经转给了温家宝。并向他转达李老的问候,将李老送的两本书转给了周老。那天,周老精神甚好,兴致很高,和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使我们爷俩如沐春风。

老人告诉我,因为听力不太好,他现在基本不看电视了,但是报纸、杂志每天都看。“《参考消息》不错,我每天都看;《新京报》到得最早,早上6点就到了,我一起床就能看到;《炎黄春秋》敢说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话,别的报纸、杂志发不出来的文章,它能发,了不起!”老人如此这般地向我介绍着他日常看的报刊,继续说,“香港、外国有我好多朋友、亲戚,他们每周都给我寄东西,所以我这里外国的报刊、书籍也看不完。”

临走,周老送了李老和我各两本他新近出的书,一本《周有光百岁新稿》,一本《语文闲谈》。

9月24日,我接到李老的电话,说第二天周老要到他家去,如果我有兴趣可以到家里来听一听。李老在电话里说,是蒋彦永医生牵的线,“周老比我年长好多,要看也应该我去看他”,但周老说自己住的楼没有电梯,不忍心让李老爬楼梯,家里地方也太小,因此还是坚持来看李老。

25日一大早我就到了李老家,周老未到之前,李老和我聊天说:“我花了几天看了你带来的周老的书,没有看完,看了大部分。周老真了不起!”顿了顿,他接着说:“周有光在西方留过学,受西方的影响大,眼界开阔,很厉害。”

9月25日上午9点半左右,104岁的周有光在蒋彦永和儿子周晓平的陪同下,坐轮椅来到李锐家。李锐迎到门口,弯腰与周老双手紧握,蒋大夫说:“两位这么亲热啊!”

落座后,周老指着儿子周晓平说:“我耳朵不灵,带了翻译。”李锐说:“周老比我大十一岁,我现在只有一米七多一点,周老二米二,比我高两个脑袋。他的为人,他的思想都比我厉害。”两位老人风趣幽默的话把现场的人都逗乐了。

周有光对李锐说:“我是一个专业工作者,是一个小范围的专业工作者,你是做大事情的,我做的都是雕虫小技。”李锐接着周老的话说:“但是你有政治眼光、历史眼光,你是站在世界看世界,站在世界看中国的。”

这一次难得的百岁智者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左右,两位老人就政治、经济、文化许多领域的话题进行了交流。李锐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科学与民主的传统,几千年都没有,现在也没有完全好转。”周老对此表示完全赞同。

周老则讲了许多故事,其中之一是,克林顿当年到西安参观,碰到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谈起话来。男孩子在电视上见过克林顿,就说我认识你,你是克林顿,你领导美国。克林顿说,错了,不是我领导美国,是美国人民领导我。这一句话就说明美国跟中国不一样。周老说,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文明,“三纲五常”的传统,居高临下,大家养成了眼睛向上的习惯,凡事都要有领导,尤其一把手说了算,大搞个人崇拜,这就不是“以人为本”,更不是民主和科学的理性原则了。

与周有光第一次会面不久,李锐动手写了一篇文章,表达自己对周有光的敬意,标题就叫《向周有光老人致敬》。但老人对这篇文章一直不太满意,迟迟没有出手。后来,李老交代我把9月25日两人的谈话整理出来,他参考这份珍贵的谈话记录,又将原文扩充了近2000字,在2010年第4期《炎黄春秋》发表出来,题目是《向周有光老人学习》。2012年,周有光的常州同乡范炎培编著了《周有光年谱》一书,将李锐此文用在书中,作为代序言。2013年1月,李锐因病住进北京医院。1月27日,我带着范炎培先生第一时间寄给我的新书《周有光年谱》到医院探望李老,李老坐在病床上看了此书好久,末了,还把我的书“扣”了下来,说他要好好看看,并交代秘书薛京“再到书店买5本”,他要送人。

2009年9月25日周有光登门拜访李锐,是周有光百岁以后唯一的一次登门拜访。好长一段时间,李锐一直为此事惴惴不安,念叨着要找机会回访一次。一来向周老表达敬意,更主要是想和周老作进一步的交流。

两位老人初次见面整整10个月后,2010年7月25日,李锐在蒋彦永医生和我的陪同下,来到东城区南小街后拐棒胡同,紧抓楼梯扶手,慢步走上三楼,拜会了周老。两位老人在周有光9平米的小书房里,围坐在一张漆已几乎掉光的简陋木桌的两边,谈了70分钟。

之后,李锐与周有光没有再单独见过面,但每有新书问世,他们总会第一时间寄给对方。在《炎黄春秋》一年一度的新春联谊会上,两位老人多次见面,并且总是坐在一起,且每一次都有精彩发言。按照长者优先的原则,每一次都是周有光第一个发言,李锐第二个发言。他们两位的每一次发言,都引起现场的轰动和热捧。

在李锐与周有光交往的六七年时间里,还有一桩佳话可以一说。周老原来供职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后来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作为顶级专家,周老原本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后来机构改革,国家语委并入教育部,周老的医疗待遇中断了。2012年冬天,他身体不适,301医院的蒋彦永大夫邀请他到自己供职的医院检查身体。10年前,蒋大夫勇敢地向国际媒体揭露SARS在中国蔓延的真相,拯救苍生,誉满世界。但301医院有严格的制度规定,病人不是副部级以上不能进高级病房。为此,蒋大夫找李锐商量办法。

2013年1月,李锐也因病住进了医院。时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沈跃跃到医院看望李锐,李锐对沈跃跃谈起周有光住院受阻一事,发脾气说:“周有光100多岁的老人了,对国家贡献这么大,是我们的国宝,国家就不能让老人得到更好一点的治疗吗?”沈跃跃劝李锐不要发脾气,当场表示:“这件事交给我了,我来办!”后来,李锐还是放心不下,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了信,希望他能亲自过问,尽快解决周老的医疗待遇问题。2月4日,时任国务委员刘延东到周有光家登门拜访,补发了医疗证,使周老于2月16日进入301医院高级病房就诊。

2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央新春团拜会上,李锐见到了即将卸任的温家宝总理,温家宝告诉他信收到了,很高兴。蒋大夫得知此事,又给温家宝写信,建议他看望周有光。温家宝收信后,叫上时任教育部长陪同,于2月22日到301医院看望了周有光老人。

著名学者刘再复曾评论周有光说:“周老最让我惊奇的不是他的高龄,而是他在一百岁之后却拥有两样最难得的生命奇景:一是质朴的内心;二是清醒的头脑。”我想,这话用在李锐身上,也是一样的。

2013年春节前夕,我到周老家拜年,老人说:“锐老的文章我差不多每一篇都读过,锐老的观点我几乎都赞成,我们的心是相通的。”而李锐则认为,周有光以100多岁的高龄发表新论,创造了跨世纪的传奇。周有光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向来不刻意说要讲真话,因为我从不讲假话。讲真话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我不会说自己不相信的话。”李锐对此深有感慨地说:真话虽然不一定是真理,但真话一定是真理的前提。由于政治、经济、思想的三大垄断,我们有过讲假话、空话、大话的历史,最后导致十年“文革“,背离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普世规律,也背离了探求真理的精神。改革开放使我们有机会向真理靠近,但问题还在要彻底解决这三个垄断,我们才能真正成为现代化国家。

诗人、杂文家邵燕祥盛赞李锐和周有光都是“智、仁、勇”三者兼具的长者。学者丁东则称李锐和周有光是当代中国重量级的思想家,而且是思想前沿的独立发光体和灵魂人物。他们像一团熊熊的火,一直燃烧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为这个世界持续带来光和热。

韩磊,《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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