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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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

 

   丁东注:前天下午,吴南生在广东省人民医院逝世,享年97岁。

   吴南生是一位值得敬佩的老人。我没有见过他,但编辑过与他相关的文章。他是经济特区最早的倡议者和创办特区探路者。杨继绳赠我《中国当代名人政要访谈述评集》,我读后感到他和肖冬连在2007年10月对吴南生的采访是书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信息量非常大,于是建议在《炎黄春秋》2015年第4期选刊。今天重读,仍然感到颇有意味,体现了高级干部中少有的独立思考精神。以下是吴南生这次谈话中对经济特区决策过程的相关回忆: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才出来,之前虽然说是“解放”了,但是我喜欢说怪话,骂人,人家也不给我做官。我和韦国清在中南区的时候就比较熟悉,他对广东省不熟悉,一来就来看我。但我这时也只能当个政策研究室主任,因为常委里面还有多个造反派,什么革委会主任都是造反派。每一次开会,我都是列席,坐在那里听听。他们叫我做“黑高参”,意思是说韦国清很多主意是我出的。这差不多也是实情。打倒“四人帮”以后几个造反派靠边站了,我才参加省委领导班子,做常委、书记,我也算老资格,完全可以当的。文化大革命我没有什么负担,在位的人就有负担了,因为他总会说错话,办错事。所以,主持平反工作我出面比较多,像李一哲的平反就是我主持的。李一哲其实是三个人: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平反的时候香港的记者都来了。

1978年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很重要,这个讨论对大家的思想启发很大。开放改革作为一种希望这是普遍都有的,希望改革,希望开放。那怎么样开放、怎么样改革?我们不知道,真理标准讨论使很多人思想豁然开朗。三中全会后,大家纷纷到各个地区去传达,我到汕头。那时候的汕头是大汕头,包括现在的汕尾、揭阳、潮州、梅州,等于现在的5个市。我是汕头人,很多年没回去过了。1962年以后我到中南局,分工是到河南,在那里十多二十年,再没有回汕头。文化大革命以后,我陪韦国清去过一次,那次只是走马观花。这一次一看,汕头简直不像样子了。刚解放的时候,汕头还是不错的,跳舞厅啦什么都有,说是“小香港”。一直到60年代初期还好。现在汕头的破旧非常可怕。我小时候在汕头生长,我的家是贫民户,很穷、很穷的。但是,那时候还不像现在,那时候的穷是参差不齐的,你大穷,他小穷。现在是大家一起穷,你穷我也穷,一点办法也没有,很惨的,很凄凉的。我再三地想,怎么办?怎样才能快一点改变这个局面?我就从香港请一些老朋友来,帮我出主意。那时从香港到汕头,没有船,没有飞机,只有一种大汽车,一天一次或是几天一次。路是很坏的路,汽车是很落后的汽车,从深圳开到汕头得走两天,很辛苦的。客人来了后就跟我讲:“唉!一路上载歌载舞,热烈欢迎啊!”我问:“怎么一回事?”他说:“在汽车上,汽车这样两边摇,所以叫‘载歌载舞’;车里没有空调,热得不得了,所以叫‘热烈欢迎’。”

1978年底、1979年初,从香港请来的朋友很多,最有名的是庄世平,庄老是南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后来是全国侨联副主席,其实他是我们的一个老同志。他是银行家,这方面比较熟悉,许多人是经过庄老请来的,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叫罗新权,是广东省人大副主任罗明的同村侄子。他在新加坡,原来是一个的士司机,后来做生意发财了。这个人很了不起,很爱国,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开始海上石油勘探,需要海上石油勘探船,美国人不让卖给我们,就是罗新权帮忙,通过新加坡转过来的,好像是新加坡买了专利造出来的,他还在中东沙特等地搞连片开发,做了很多事。所以庄老把他带到了汕头。还有泰国曼谷银行的陈有汉、泰国正大集团谢国明家族四兄弟等都来了。谢国明爸爸是我的老朋友,很爱国的。他们提了很好的建议。特别是罗新权,来汕头一呆就是半个月、一个月。当然,罗新权得到了银行家陈有汉的支持,没有银行的支持他也转动不了。

大家谈来谈去,我问:“有什么最快的办法?”罗新权说:“你敢不敢搞自由港?这样是最快的。你看香港、新加坡,台湾能够那么快的发展起来,也是靠这个。台湾叫做‘出口加工区’,香港叫‘自由港’。”他这一说,我就明白了,因为对外面的消息我还是知道的。请罗新权来就是规划这件事。谈得有点头绪了,1979年2月21日,我就给省委写了一封信,那封信是用电话挂的,说汕头利用外资和扩大对外贸易潜力很大,应当“下放一些权力,让他们放手大干”。2月底、3月初,我从汕头回到广州,住在赵紫阳当年住的房子里。又和我们许多经济学家谈,包括卓炯,他也主张市场经济。广东社会科学界思想都比较一致,他们跟我很熟,都是老朋友,在我面前什么话都敢说。办特区的想法就是这样产生的。

回到广州的那天晚上,习仲勋到我家里,我谈了我的想法。习仲勋说:“我赞成,明天开会你说吧!”第二天开会我就讲了。我说:“希望搞一个点,先走一步。如果同意,就把汕头作为试点吧,因为汕头有两个条件:一是汕头对外贸易比较多的,二是汕头华侨比较多,全省创汇除了广州就是汕头。”当时汕头创汇一个亿美金,现在看不算什么,当时比江西全省还要多。仲勋同志当场就冒了,说:“要搞都搞,全省都搞!”他不知道不能全省都搞的,全省都搞不得了!最后商量,在汕头、深圳、珠海3个地方搞。当时的情况是大家都希望改革。说中国的开放改革是哪一个人发明的,哪一个人先提出来的,我是不赞成这个说法,应该说,是党内、社会上甚至海外大家共同的要求。

最初的设想比较粗犷。仲勋说:“写个报告给中央,4月初中央开会,我要去,当面给中央提出来。”4月初国务院召开经济工作会议。[1]我说:“那是国务院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你参加干吗?”他说:“我还没有做结论呢。”当时恢复了他的组织生活,但《刘志丹》这本书“利用小说反党”这个说法还没有做结论,他说:“我要去要求做结论啊!”他去那里主要是办这个事。这个会不是邓小平而是华国锋主持的,是华国锋最后同意、赞成了广东的建议。习仲勋回来传达,都是讲的华主席,不是讲邓小平。讲邓小平只是讲过一句话,说:“小平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我看他对改革开放也是很积极的。”他是这样传达的。赵紫阳不讲了,华国锋不讲了,好事集中到一个人,坏事也集中到一个人。一说坏,就坏得不得了;一说好,好得不得了。这是马克思主义吗?我看不是!我现在写文章照样写,是华国锋主持的、同意的。

当时叫什么名字一时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台湾有了,叫“自由港”又不敢叫,叫做什么?“特区”这两个字倒是小平同志提的,广东人不敢讲特区,过去反广东人“地方主义”,要是说我搞特区,还得了!那是不行的。“特区”两个字不是在会上提出来的,几个老头没有参加会议,开完会,谷牧受委托给陈云、小平汇报。有些材料说是习仲勋向邓小平汇报,没有那么回事!谷牧给小平说:“广东有这样的思想,先走一步,划一个地方出来,搞改革开放,然后全面推开。”小平很赞成。谷牧说:“但是名字定不下来。”邓小平说:“那就叫特区吧!”

中央党史研究室在辽宁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中国改革开放史》,说是习仲勋到汕头去传达,看到汕头的情况,回来提议要办这个东西,以后又见了邓小平,又是如何如何。两年以后我才知道有这本书,我说:“你们怎么这样胡说?这样的书能出版吗?”后来,他们给我打了电话,做了一个更正。芦荻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百年潮》,纠正这个事实。写作者很多是年轻人,不知道情况,情有可原,但是作为领导一定要很认真地审查,起码你把稿子拿来给广东看一下。

这里澄清两个事情,一个是1978年提出在宝安、珠海办出口生产基地与办特区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后来也没有搞成。《特区的由来》第463页有一个注说清楚了。1978年,段云从香港回来,到广州向省委介绍情况,在省委5楼开的会,他提出建立外贸基地的意见。他们提出这个意见完全是为了外贸,为了出口。一看就知道,都是计划经济的东西。根本和特区挂不上,甚至与外逃也没有关系。文革前,中南局就在那里搞了两个生产基地。

另一个说法是,1977年9月邓小平来广东听汇报时说的两句话,是“打了两个哑谜”。这都是胡说的。当时叶帅在广州,身体不好,住在南湖宾馆。小平同志才出来工作,就来广州看叶帅。来了以后开个小会向他汇报,我、还有韦国清、李大姐(坚真)、焦林义等人参加。韦国清汇报中谈到外逃的情况,小平插话说:“这是政策问题,不是边防部队所能管的。”有人说,这两句话是“打了两个哑谜”。你说以我的水平不知道是政策问题,只有小平说了我才知道吗?我有这么傻吗?我天天都有不同的意见,对这个情况心里是很清楚的。还有一篇报道说,在座的人都听不懂,只有一个吴南生听得懂,所以他后来办了特区。这一说,就证明广东省委的水平很低,莫名其妙!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这个话是怎么出来的呢?10年以后,一个记者采访深圳的组织部长刘波,刘波没有参加这个汇报会,他是听焦林义回去传达的。刘波说到这个事,记者写出来就成了“小平说是政策问题,省委听不懂。”后来我问刘波:“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我以后再也不见记者了,这些记者都是这样的,我没有那样说的啊!我自己觉得很受气。”我说:“谁都知道,这是政策问题。”那时候,外逃是非常严重的,深圳那个山上,大概几万人藏在山上,等着晚上要冲下去。深圳本身的人都跑光了。深圳有两个罗芳村,深圳河这面有一个罗芳村,那边还有一个罗芳村,那边的工资比这边高了好多倍,他怎么不跑?改变不了的。人家讲笑话说,深圳哪个大同湾的人都跑光了,留下一个残废的老头把全村的妇女都搞过了。从1974年开始,边境上一直在那里拼命往外跑,天天在跑,一直到1980年,全国人大通过广东省特区工作条例。建立经济特区的消息一公布,就不跑了,大家的心都安定下来了。真的很奇怪,连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看,小平77年就说了,到1980年还在跑,怎么能说邓小平有什么办法呢?有办法他早就用出来了。所以说,邓小平的那个话跟特区没关系。

特区建设启动,开办资金从哪里来?1979年12月12日,在京西宾馆开会,会议规模很大,各部委、各方面的人都来了,我在会上讲得很详细,关于特区的整个的规划,这是奠定特区基础的第一个报告。我是给中央打了保票的,我说:“不要中央的钱,我自己搞一个城市。”保安县改成深圳市的时候中央拨了钱,但办特区的时候没有。一开始香港过来谈的很多,有几家比较大的如新鸿基,想要他拿点钱修路,他都不肯。那时候我也不懂,后来外面的朋友告诉我,市政建设是由政府拿钱的。投资者是不拿钱的,我才明白这个道理,最初的规划是准备他们来投资拿钱的。这年冬天,我找香港庄世平,我说:“庄老啊,我实在没有办法,你那里能不能给我一点贷款啊?”庄老说:“啊呀!贷款很麻烦,我这是银行,你贷了款修马路,将来怎么还啊?”我说:“我总要有一个开头,没有钱怎么开头啊?”他说:“你给谷牧说,要求国家银行贷款。我这样子香港银行不好贷。”其实他也是中国银行,但他是作为在香港的外资银行。

“我要做馒头总要有点酵母,不然我做不成。”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庄老说的。我说:”这个话非常好。”那年冬天谷牧来了,我和他一路看,到处都灰尘滚滚,在修路。那时候的深圳很糟糕,水没有水,路没有路。我对谷牧说:“谷牧同志,你看我要做馒头总要有点酵母,没有点酵母我怎么做?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贷款。”我还说,“原来我想靠外商,但市政建设外商是不肯拿钱的。我不把路修起来,没有吸引力呀!”谷牧说:“你大概要多少钱?”我说:“我也说不清楚,现在知道的要几千万。”他说:“那这样吧,我给你贷3000万,我想,3000万你一年也够用了。”就这样贷了3000万。这3000万开了深圳的深南大道。到了第二年(1981年)春天,下大雨。现在罗湖火车站那个地方,原来都是洼地,一下雨就全部淹了,大便都浮在水上,很难看的。香港来的小姐一下火车,都要把高跟鞋脱下来拎着。当时集中了全国108个工程师,住在欣园招待所,都是平房,地势很低,一下大雨水就上来了,图纸冲得乱七八糟。怎么办?工程师跟我说:“你敢不敢搬掉罗湖山,如果把罗湖山搬掉,填平罗湖,这一块就是宝地。”我说:“这很好呀!”我又找了很多工程师商量,大家都赞成,就下决心搬掉罗湖山,现在边检站大楼原来就是罗湖山。搬了。大概这个事只有我能干的,我这个人有时候蛮不讲理。搬掉罗湖山可以出900万立方土,把罗湖填平,有水塘的地方填了两米多高。填平罗湖,从梧桐山到罗湖,深南大道那条马路下面是一条很大的水道,按照外国的设计,里面可以走两部汽车,把梧桐山一带的积水从这里排出去,以后这一带再没有洪水了。还出来0.8平方公里土地。哇!这个情况一传到香港,说:“08,能发。”香港人是最迷信的,都涌过来看。我就靠这块地皮的钱了。香港那面也有很多老朋友帮我的忙,特别是新闻界,《大公报》一开始就很帮忙,还有好多报纸,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电影界的石慧等都在那里做生意,大家关系很好。还有一个问题,罗湖旁边都是农村,那些农民怎么办?弄不好他暴动啊。我们从日本、香港进口一大批吊车、铲车、载重汽车,让罗湖农民开,把农民都变成工人了。深圳搞多少年没有发生什么闹事的,一开头就把他安排好了。

我当市长、市委书记那两年很困难,来的人很多,连吃的都没有,菜呀,鸡蛋呀,都买不到。我在那里当市委书记,连洗澡水都没有,水都是浑的。理发的地方也没有,深圳市只有一家理发店。我讲一个故事。我一来就下了一个命令:把长头发统统剪掉。我在市委大会上说:“新加坡李光耀都要剪掉长头发,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留长头发?”那时候深圳人很奇怪,在田里种田的穿着花衣服,留着长头发,远远看去,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当时买不到布,花衣服都是从香港拿来的,因为穷,拿来就穿。过了一段时间我看还是长头发,问为什么不剪?他说:“只有一家理发店。”前几年江泽民来这里说:“深圳那个地方蚊子真多,但是那个饭做得很好吃。”那时候蚊子多得不得了。谷牧说:“我最怕去你们深圳了,蚊子太多了。”每一次有客人来我都亲自动手,一扫就一盘子。深圳原来是几条水沟,新园前后都是沟,把大沟挖了以后,上面铺了厚厚的水泥板,变成路,这一搞蚊子少一点。

《特区工作条例》是我主持起草的。说实在话,最初我也没有想到那么多,但是香港那边的熟人,除了刚才讲的,还有费彝民啦,还有香港总商会的人,他们说:“你无论如何也得立法,你不立法谁敢来?没有立法的国家外国人最怕。”我觉得很有道理,那就决定起草特区工作条例,花了一年,搞了10多稿,请他们到广州来,征求他们的意见,到广州来开会是比较有利的,我们集中了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社科院、省委党校等好多方面的专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开放,没有最高指示。邓小平没有说什么,说了也没用。

深圳特区一办,确实很快见效,这是你很难想象的。中央各部委,各省的干部的子女都来到深圳。我说藏龙卧虎之地,到深圳不敢乱说话。我在那里,每天来找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有熟人的老朋友的孩子,不熟悉的也有。来了就说:“叔叔,我爸爸要我来问你身体好,问个好。”我想你爸爸是谁呀。“叔叔我要买东西,没有港币,你帮我凑点港币?”都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工资高。那时,在西丽湖搞了个旅游点,吸引很多香港人过来。谷牧来了,我就和他一起到那里,吃饭的时候,谷牧问一个服务员,说:“你一个月的工资多少?”这个小女孩说:“四百五。”“哎呀!你比我还多,那你要请客。”“你肯不肯?你肯,我就肯请你吃饭。”你说这高工资吸引人不吸引人。买东西也就不同了,从外面过来开店等等。很快就变,外逃的立刻停止了。深圳本身没有劳动力,你没有高工资人家不来的。干部工资还不算多,但有特区补贴。第一次看到录像带,“哇!这么好的东西,新式武器。”包括赵紫阳在内,北京来的,各省来的,每天晚上就在那看录像。

那个时候事多,但最大的问题是人的问题。这个来搞你一下,那个来弄你一下,这是最讨厌的。说什么“深圳除了五星红旗以外,其他的都变了”。这话传得很远,不知道谁说的。有的说是我的老朋友,我也不知道。他不知道在那里办深圳特区的人也都是共产党的老同志。说什么“经济特区成了走私的通道”。一开放,走私的多了,这是事实。但走私和特区是没有关系的,你要从特区走私、倒私还真不容易,海关在那里把住。海岸线太长了,你把海关抓的走私都算成是特区走私,有这样的道理吗?我就不服,一点常识都没有!尚昆还是很不错的。在办特区开始的时候,他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那时到深圳很不容易,过几条河,没有桥,路也很糟糕,他一直没有去。到要离开广东时他才去,一回来就到我家里,说:“啊!南生啦,我以前错了,错了!如果不办特区,深圳有今天吗?”尚昆能够对我这样讲,我觉得很感动,这很难得。那是1981年,仲夷已经来了,办特区才1年多时间,变化挺大的。1983年他再来深圳,同来的还有廖承志。深圳有个“淅沥湖”度假村,尚昆说叫“淅沥湖”不好,就改成“西丽湖”。

1982年开两省会议,两省省委常委都去了,我也参加了。开完会要出门的时候,我和任老一起走,万里碰到了,他说:“南生同志,你怎么不发言啊?你是有水平的。”我说:“不发言了。”任老说:“有水平的不发言,没有水平的要发言。”任老是开玩笑,万里当然也不同意那些话。会议期间,反特区反得很厉害,我对赵紫阳说:“紫阳同志,我要找你谈。”我和赵紫阳是1951年就认识的,关系很好的。但他当总理时我从来不看他,到北京也不找他。你看他干吗?我又不想升官,又不想找他办什么事,而且他很难。只有这一次,我实在火了。那一天安排在他的办公室见面,我说:“中央的水平很低,发那样的文件,什么贪污腐败,所有的问题都说是资本主义。这些从奴隶社会就有的啊,怎么会是资本主义呢?你中央写的文件不通的呀!”我一直说,他不说话。我说:“我不赞成四项基本原则,你现在也不要紧张,过两天我也死了。”我讲了1个多钟头,他一句话都不讲。他也知道我不是说他,因为我们两个还是有话可以谈的,但是他不好说。耀邦和紫阳轮流主持会,他两个讲话说官话啦,我们知道。后来,陈云要我们写特区报告,我写了9稿,最后才成,我送给谷牧,要谷牧送给紫阳看。我说,不知道陈云是什么意思,这样写行不行?紫阳看过了。

1982年最困难的时候,就是“二进宫”这个时候,小平来到这里过年,仲夷找他汇报,他说:“不听汇报,就是休息。”后来仲夷说了我才知道。不听汇报,也不说话。1982年小平来这里为什么不给汇报?因为中央开了两省会议,陈云同志发表要以计划经济为主的谈话,他们内部之间有一些争论。其实,陈云也不是那个思想。我一直对陈云同志很尊重,中南局成立前,陈云是靠边站的,不是毛主席批了他吗?批了以后他在我们从化住了好久。中南局成立的时候(1960年10月),中央又请他出来。他出了两个主意,高价点心,回笼货币。我当时是中南局的农办主任,我见他,他要中南地区建三个商品粮基地:一个是湖北的洪湖,一个是湖南的洞庭湖,一个是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搞电力排灌,这是他出的主意。我后来才知道,是周围那帮人利用他。陈云在厦门,邓力群他们给他写了好多报告,陈云从上海回来就作出批示,我这里材料都有。陈云我接触过很多次,陈云思想不是很不开放的人。1982年北京开两省会议的时候,我和梁湘专门请陈云来深圳,他身体不好,没有来。后来,我和梁湘请过他的老秘书,我们说:“陈云同志身体很好,你来吧,你来看一看深圳。”听说他来了,但是陈云一直没有来,不知道什么道理。陈云老是对走私非常重视。1979年4月份,习仲勋的秘书张汉清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办出口特区有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还有上海的崇明岛。崇明岛为什么没办?因为陈云不同意。开始谁提出崇明岛,我也不知道,这要问一下谷牧同志。姚依林我也很熟,我陪他看过深圳,他在我面前没有说过一句什么不好的话。

两省会议回来以后,压力很大。都压在我身上,因为主要是对着特区来的。压力不但来自北京,还有我们这里一些人“造反”,你毫无办法。不多说了,都是老朋友。感到的压力就多了,譬如派人到香港调查我。我不怕正面的争论,如果摆开来争论,我不怕,最怕的就是背后放暗枪。他说你贪污什么的,这些都是一种斗争的手段。省委开生活会,我不知道要干什么,坐下来了,省长刘田夫同志说:“南生啊,今天开生活会,有人说资本家送给你一部汽车,有没有?”我说:“哪有这样的事?”他说:“那你在会上说一说。”对面一个老同志说:“没有,停在迎宾馆的那部车是谁的?”这一说我就知道了。我刚才讲的,罗新权为了帮助开发汕头特区,那时候飞机只从香港到广州,从广州到汕头没有大飞机,有一种苏联出的小飞机,一碰到有风就停飞了。他说:“这不行啊!我家里好几部车,拿一部来放到广州,有事开车就走,我开车是第一流的。”车来了放在哪里?放在省委也不可以呀,他每次来都是招呼他住迎宾馆,就把车放在迎宾馆,这个事是秦文俊办的(秦文俊原来是省委副秘书长,他听说我要办特区,他自告奋勇要来特区,那好,我正没有助手,后来在深圳也当过书记,在香港新华社分社当过社长,现在住在深圳)。车放在迎宾馆还要钱的呀。你看,人家给我们办特区,还要拿钱,人住要钱,车放在那里还要钱,还说是送我的一部汽车。我说:“我连一次都没有坐过的。”背后的暗箭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是一个人去深圳的,李大姐(坚真)让我的老伴来看我,我老伴在她那里工作。给我打电话,我说:“你千万别来!你不来,我在深圳这里有秘书,有警卫,谁都可以给我作证明。你来了以后,人家造谣我没办法解释。”没有来。我在深圳我老婆没有去过。当时传说“吴南生的老婆拉了一汽车东西”。幸亏没有来,没有来就不用解释了。如果要来了,你再解释也没有用。那时候送什么呢?送袜子、雨伞、金器什么的。你看,人一穷,穷到互相勾心斗角,斗到这样的程度!

两省会议的文件我看都不想看,我不把它放在心上,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你们写特区要把谷牧好好写一写。谷牧确确实实做了很多工作,他脾气又好,人也比较随和,陈云那里他去说一说,邓小平那里他去说一说,赵紫阳、万里、胡耀邦,他们关系都很好,没有他在上面顶着,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那就大祸临头。我对谷牧同是非常尊敬的,要说中国办特区,他是第一功劳。

小平同志一直过了5年了,到1984年才来。到了深圳,梁湘给他汇报,完了请他做指示,他说:“我现在不说,等回到北京再说。”把大家都吓坏了。第二天参观过后,好一点了。到了蛇口,又再好一点了。在深圳请他题词他不题,到了蛇口请他题,题了个“海上世界”,那个船是从苏联买来的。大概他开始心里还是怀疑的,没想到会出来这么多高楼大厦。到了珠海,就题了“珠海经济特区好”。这个消息传到深圳,深圳市委整个就发疯了。珠海经济特区好,那就是深圳特区不好,那怎么办啊?赶快派张荣(深圳接待办的主任,原来陶铸的警卫员)来找我,说:“这样不行,市委开了会,无论如何要请小平同志提个字,要不然珠海好,那深圳怎么办呢?”邓小平从珠海回到广州来,住在珠岛。那天一早,他去外面散步。张荣跟杨尚昆谈了,跟王震也谈了,他们两个都赞成,说应该写一个给深圳。跟邓榕也谈了,邓榕也帮忙,把纸都铺好了,把墨都准备好了。小平在外面散步回来,一看到张荣在这里,问:“你怎么还在这里?怎么没回去?”邓榕给他说:“人家是专门赶来的,要请你来题个字,给他们写一个吧?”就题了。深圳的人拟了一些稿子,我一看不行,后来稿是我写的,我这个稿说:“实践证明中央关于办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小平稍微改了一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把“中央”改成“我们”,在他来说是对的。这算是一次成功的攻关。

[1]这次会议应当是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经济工作问题和思想工作问题。——整理者注

丁东,丁东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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