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笔名胡适,字适之。他是安徽绩溪人,幼年就读于家乡私塾,20岁考取1910年度的美国庚子赔款留学生。1917年夏天,26岁的胡适成为北京大学教授和《新青年》杂志的轮值编辑,他依托一校一刊率先倡导白话文和“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现代文明价值观,从而正式启动了新文化运动。98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以提倡白话文为第一目标的新文化运动的误入歧途。

胡适之所以成为启动并且引领新文化运动的灵魂人物,主要得益于他长达8年留学美国的人生经历。1910年7月,赵元任、胡适等人在北京报考第二批庚款官费留学美国,赵元任在71名入选名单中名列第二,胡适名列第五十五名。这一年的8月16曰,胡适、赵元任、竺可桢、周仁等71人从上海乘坐轮船赴美国留学。胡适、赵元任、周仁等13人就读于康乃尔大学。胡适起初在康奈尔大学选修的是农学专业,后来改修哲学,并且于191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约翰·杜威攻读博士学位。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并不是陈独秀所说的民主和科学,也不是教科书所定性的“五四爱国运动”,更不是某些痴迷于传统文化的新儒家所说的反对以孔门儒教为正统主流的传统文化,而是以“充分世界化”的眼光提倡符合于人类社会较为普遍的价值标准的说话方式和做人准则。

1919年12月,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基于相对纯粹的文化立场,曾经为“新思潮”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新文化运动”,规划了充分世界化的既切实可行又环环相扣的总体纲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提出这样的总体纲领的参照坐标,主要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成功经验和中国社会的历史及现状。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在胡适的指导下创办的《新潮》杂志所采用的英文译名,就是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

关于提倡白话文的说话方式,胡适借鉴欧洲文艺复兴的成功经验和中国社会的历史及现状,认为中国社会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一样,最具有解放思想的生命活力的话语工具,是民间社会一直在流传和运用的言文一致的大白话,《诗经》里面的民间歌谣、宋代的“三言二拍”和明清两代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以及各种民间戏曲传奇的脚本,就是这方面的代表。独尊皇帝的官方和独尊儒术的儒生用来政教合谋愚弄大众的文言文,就像欧洲中世纪的天主教《圣经》的拉丁文一样,是一种已经丧失生命活力的既高度垄断又严重僵化的死文字。

《新青年》内部真正达成共识的,是提倡生动活泼、通俗明白的白话文,新文化运动仅有的成功,也就是逐渐用生动活泼、通俗明白的白话文替代了一直垄断在官方和儒生手里的文言文。

关于胡适所提倡的“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做人准则也就是现代文明价值观念,在《新青年》内部从来没有达成基本共识。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李大钊、高一涵、鲁迅、周作人这些人,只是向往欧洲和美国的现代文明和现代制度,他们从来没有像蔡元培、章士钊、陶孟和、胡适、丁文江等人那样,脚踏实地到欧洲和美国学习过现代文明;他们即使到日本留学,也没有认真踏实地接受过完整系统的学术训练,他们连今天的初中生都学习过的数学、物理、化学的基本知识,都没有系统学习过。他们的文化底色,是稍微接触到了一点日本以及西方社会的时髦名词的旧儒生。

陈独秀虽然口头上表示他维护的是民主和科学,他对于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科学,其实是只能交白卷的。用林纾的话说说,陈独秀等人的极端反传统、反儒教事实上是以旧反旧、以儒反儒:“民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匪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

钱玄同是一个文字学专家,他一心想到欧美国家去留学却没有得到合适的机会。他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支持白话文的最有名的一句话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也就是把严复、林纾这些习惯于采用文言文应付科举考试的桐城派的老儒生,看作是非人类的“妖孽”和“谬种”。

胡适在美国看到钱玄同骂人有理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之后,在写给陈独秀的书信里面劝说道:“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在回信当中表现出了比独尊儒术的传统儒生更加极端绝对的唯我正确、唯我独尊的专制思维:“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一个是“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一个是“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胡适与陈独秀的精神面貌和文明境界之间的巨大落差,可想而知。但是,在封闭落后的社会环境里面,越是非理性地唱高调、喊口号的人,越是能够赢得多数人的拥护和追随。当年的《新青年》内部,和胡适意见比较一致的,只有曾经留学英国的陶孟和。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李大钊、高一涵、鲁迅、周作人这些人,都是不情愿按照胡适提倡的“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做人准则也就是现代文明价值观念来严格要求自己的,陈独秀、鲁迅骂了一辈子人、害了一辈子人,从来没有自我健全过,也从来没有深刻反省忏悔过。把整个国家的无数年轻人包括自己的亲生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都引向邪路和死路的陈独秀,晚年只是写了几封否定苏联和斯大林的长篇书信,在他的这些书信里面找不到一句认罪忏悔的真诚表态。

从胡适提倡的“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做人准则也就是现代文明价值观念的角度上看,后期的新文化运动其实是失败的,或者说是误入歧途并且背道而驰的。

胡适所说的“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来自西方文明的自由主义。我个人把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简单概括为由四个基本的价值要素——自由、平等、民主、宪政——所构成的一个价值谱系:

第一位的价值要素是自由,也就是西方文明中的财产私有、自由自治。个人自由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拥有一部分私有财产的财富自由;其二是思想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其三是尊重并且维护自己和别人的自由权利的边界意识和责任意识。

第二位的价值要素是平等,也就是人与人之间要契约平等、相互合作。

第三位的价值要素是民主,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必须是遵守法治的民主,也就是在三个人以上的公共领域,每个人都应该遵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程序;以及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规则。

第四位的价值要素是宪政,有叫限权宪政,也就是政府部门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的公共权力,必须严格限定在限权宪政的制度框架之中;换句话说就是“王在法下”,像对待吃人的老虎狮子一样,把掌握最高权力的国王总统关在限权宪政的刚性的制度笼子之中。美国人对待川普,韩国人对待朴槿惠,台湾人对待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的态度,就是这样的。

中国古代只有春秋战国期间出现过百家争鸣的言论自由,参与争鸣的诸子百家并没有珍惜这种自由环境,反而采用商周王朝的公天下、打天下、坐天下、平天下、家天下、私天下的大一统的天理天理,来效忠于各自的诸侯国王。法家的严刑峻法、老庄的无为而治、孔儒的克己复礼,都是用来效忠各自的诸侯国王公天下、打天下、坐天下、平天下、家天下、私天下的。诸子百家在帮助诸侯国王打天下、抢天下、平天下的同时,也在用各种各样的阴谋骗局来败坏着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孔老二刚一当上大司寇,就用妖言惑众的罪名杀掉少正卯,就是最有名的证据。

中华民国的北洋军阀时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个思想自由加言论自由的黄金时代,北京大学的兼容并包和《新青年》杂志的反儒反孔提倡白话文,都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一种表现。但是,反儒反孔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等人,是没有到过欧洲和美国的传统儒生,他们对于胡适所提倡的“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现代文明价值观念,并没有切实的感受和理解。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人在提倡白话文的同时表现出的反儒教、废汉字的极端绝对的专制思维,事实上就是在滥用和败坏北洋军阀时期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很快就越过个人自由的权利边界,秘密接受了苏联人的经费支持和政治指导,在自己的国家成立了专门用来剥夺私有财产和思想及言论自由的潜伏在地下的党派组织。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笔杆子里面出政权,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公天下、打天下、坐天下、平天下、家天下、私天下的2:0加强版。

胡适率先提倡的原本是要致力于文艺复兴、解放思想的白话文,偏偏给自以为爱国有理的火烧赵家楼的五四青年,提供了一种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喊口号的话语工具。白话文这种相对中性的话语工具,到了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张太雷、瞿秋白、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地下秘密党派手里,变成了更加具有煽动性和蛊惑力的笔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批判武器。在马列毛的话语体系里,杆子里面出政权和笔杆子里面出政权,又叫做相辅相成的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

张耀杰,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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