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

2000年,陳桂棣和妻子吳春桃開始為寫《中國農民調查報告》開展調查。他們很快就聽聞了臨泉縣的故事,立即被王營村村民的苦難深深打動了。圖為《中國農民調查報告》作者陳桂棣和吳春桃在安徽某法院外(2004年8月)。
2000年,陳桂棣和妻子吳春桃開始為寫《中國農民調查報告》開展調查。圖為《中國農民調查報告》作者陳桂棣和吳春桃在安徽某法院外(2004年8月)。

閭丘露薇 特約撰稿人

幾個月前,接到潘公凱的郵件,希望我能夠為他的書:《走出毛澤東的陰影》中文版寫一篇序。在過去差不多十年,我推掉了幾乎所有的為朋友的著作寫序後的邀約,但是這一次,當我把書稿從頭到尾讀完之後,我毫不猶豫的答應了,甚至為能夠有這樣的機會推薦這本書感到幸運。

這並不是一本新書,英文版在2008年已經出版,書中都是潘公凱從2000年到2008年初,作為《華盛頓郵報》記者在北京常駐時,採訪過的一些人物,經歷的一些事件。裏面有維權律師,有獨立紀錄片製作人,有中國共產黨官員,有民營企業家,從不同的緯度,展現了一個經濟體制改革和 政治體制改革並沒有同步進行下的中國。不過我記得很清楚,當我在08年讀他的這本書的英文版時,並沒有太多感觸,因為書中的那些人物,很多也是我的採訪對象,書中的那些事件,很多我也參與了報導,一切在我看來,太過稀鬆平常。

這並不是一本新書,英文版在2008年已經出版,書中都是潘公凱從2000年到2008年初,作為《華盛頓郵報》記者在北京常駐時,採訪過的一些人物,經歷的一些事件。
閭丘露薇說:「這並不是一本新書,英文版在2008年已經出版,書中都是潘公凱從2000年到2008年初,作為《華盛頓郵報》記者在北京常駐時,採訪過的一些人物,經歷的一些事件。」

只是,十年之後,當我重新讀完這本書,重溫了書中這些人物的故事之後,我終於懂得了這本書的意義所在:它紀錄了一段,雖然面對無數打壓,但是人們依然充滿希望、熱情和勇氣去推動中國社會改變的過程。這段進程是如此短暫,以至於很多中國的年輕人已經不知道曾經有過的這段歷史,而即便是親身經歷了和聽聞了這些變革,當年的新聞事件和新聞人物,也早就面目模糊。

《中國農民調查報告》作者陳桂棣和吳春桃的辯護律師浦志強說:"作家和知識分子應當成為群眾的代言人。反映社會現實是作家的職責,所以兩位作家所所的並不違法。"
《中國農民調查報告》作者陳桂棣和吳春桃的辯護律師浦志強說:"作家和知識分子應當成為群眾的代言人。反映社會現實是作家的職責,所以兩位作家所做的並不違法。"

當《中國農民調查》的兩名作者陳桂棣吳春桃夫婦遭到官員起訴,為他們辯護的律師浦志強在法庭上慷慨陳詞,要求法官依據法律,而不是順從上級來進行判案,呼籲法官要承擔起推動社會進步的歷史責任。在這本書中,詳細紀錄了整個庭審過程。而這在今天已經成為難以想像的場景。首先,類似的獨立調查報告不僅不可能在民間展開,也不會有出版社出版,即便是官方媒體的記者,報導一直被認為相對比較安全的財經題材,也會惹上官司;其次,當年能夠在法庭上陳詞的維權律師們,有的被吊銷執業資格,有的則被關進了監獄。

因為製作勞教制度的節目,我採訪過浦志強。當勞教制度終於被廢除之後,他被媒體視為英雄人物,因為他代理的相關案件。在很多媒體,包括我自己的眼中,他是一個懂政治,也講技巧的律師,也因此能夠一而再,再而三的取得成功。但是,這樣的策略,最終並沒有為他爭取到更多的空間。以言論自由為奮鬥原則的浦志強,結果因為在社交媒體上發佈的言論而在2015年被控涉嫌煽動民族仇恨罪,尋釁滋事罪,最終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

胡傑1958年生;曾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油畫班進修兩年;後從事獨立紀錄片拍攝。1995年拍攝《圓明圓的畫家生活》;主要作品有:《遠山》、《遷徙》、《媒婆》、《在海邊》、《我雖死去》、《平原上的山歌》、《尋找林昭的靈魂》和《星火》等。
胡傑1958年生;曾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油畫班進修兩年;後從事獨立紀錄片拍攝。1995年拍攝《圓明圓的畫家生活》;主要作品有:《遠山》、《遷徙》、《媒婆》、《在海邊》、《我雖死去》、《平原上的山歌》、《尋找林昭的靈魂》和《星火》等。

作為一個曾經的媒體人,現在再來重溫書中關於程益中和《南方都市報》的描述自然特別唏噓。 2003年,《南方都市報》關於在廣州收容所中死亡的大學生孫志剛事件的報導,引起轟動。公眾在互聯網上表達不滿,一些法律學者上書人大,最終推動了國務院廢除收容遣送條例。整個過程,開始出現了中國公民社會的雛形,並且在之後的很多公共政策的指定和修訂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很快,這份報紙的多名主管,包括程益中遭到打擊報復而遭遇牢獄之災後,所幸當年,輿論的嘩然最終使得局勢出現了逆轉。

這讓我想到十年後的《南方周末》事件,南周的一些採編人員抗議新年獻詞遭到廣東省委宣傳部的干預。儘管事件也得到了公眾的呼應,甚至在報社門口出現了舉牌示威的人群,最終事件並沒有向著採編人員和公眾的期待方向發展,相反,報社的編輯自主權被大大削減。而這並不僅僅是南方系媒體面對的現實,從我自己,到身邊不少曾經的媒體同行,都已經放棄了堅守這個我們發自內心熱愛的行業,唯一能做的,就是試圖用其他的方法,在其他的領域,延續理想。

《南方都市報》總編程益中說:"我喜歡我的工作,它符合我的理想與價值觀,我覺得我是在做一件大事。" 程益中(左二)與《南方都市報》的編輯們一起。
《南方都市報》總編程益中說:"我喜歡我的工作,它符合我的理想與價值觀,我覺得我是在做一件大事。" 程益中(左二)與《南方都市報》的編輯們一起。

當然,書中的一些人,十年之後,他們的境遇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工人群體,如果說十多年前他們面對的是生命安全的問題,那現在,他們依然面對的是被資本剝削的常態。在經濟改革中出現的富豪們,如果他們的官商勾結的對象沒有出現問題,這依然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我是聽朋友提起,才知道,這本書出現在剛剛結束的香港書展,不出所料,出現在香港所剩不多的獨立書店,田園書店的攤位。在過去的十年,香港的媒體和出版業也在變化之中。除了和全球一樣,因為市場的原因而出現的萎縮之外,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政治原因。

紅色資本的流入和壟斷,不斷擠壓獨立媒體和獨立出版社,獨立書店的份額;而銅鑼灣書店事件,則產生了寒蟬效應,讓出版業以及書店業者開始了自我審查。首當其衝的當然是和中國有關的政治書籍,僅管在我看來,這本書只是忠實的記錄了當年的新聞事件和新聞人物而已,但是今時今日,在很多人的眼中,只要一本出版物中提到某些人的名字,那這本出版物本身,就顯然不合時宜,很有可能為止惹來麻煩。而在這本書中,曾經在中國媒體上屬於被正面報導的人物,此時已經變成了敏感詞,比如流亡到美國的盲人律師陳光誠。

根據中國政府報告,每年在礦難中有5,000至7,000人死亡。2002年,《毛澤東的陰影》一書作者潘公凱在安源煤礦下井採訪。
根據中國政府報告,每年在礦難中有5,000至7,000人死亡。2002年,《毛澤東的陰影》一書作者潘公凱在安源煤礦下井採訪。

我在網絡上搜索了一下,整個中文媒體世界,只有一篇文章提到了這本書的出版。這是讓我相當驚訝的,因為在過往,這樣的一本對於了解中國依然重要的書,至少能夠吸引多一點點香港媒體的眼光。當我看著網絡上的搜索結果的時候,忽然有一種很恍惚的感覺,因為這本書,還有書裏面的那些人和事,似乎從來沒有存在過。記憶是如此的脆弱,遺忘是如此的輕而易舉。就連我自己,如果不是重新看了這本書,很多的細節,對我來說,都已經不再清晰了,甚至把一些人和時間混淆了起來而不自知,很堅定地相信自己的記憶。

文字是如此的重要,記錄是如此的重要,同樣閲讀也是如此的重要。如果沒有文字,沒有這本書,人們無從了解現在的中國,是如何從過去走來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距離自己並不是太遙遠的中國,曾經發生過些什麼,不知道有那麼些年,有多少人充滿了希望,參與到中國公民社會的建設之中。

但是如果沒有人願意去閲讀,去了解,去重啟對當年的記憶,那麼對於不遠的過去,依然是一篇無知。一些人忘記了曾經有過谷歌的日子,一些人會認為,翻牆是理所當然,甚至會有一些人認為,何必翻牆,現在的自己,不是已經擁有了所有。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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